第五天 结束了地区的调查，我们今天驱车500多公里，走了14
    个小时，才赶到了申扎，申扎的高原风大的让我难以现象，要不是我穿着厚重的军大衣，仿佛走着就会被风吹到似的，下了车顶着高原风摸黑走进了次仁顿珠院长的家（那曲的县里，办公基本上都在家里），在昏暗的汽灯下，我看到了一个骨瘦如材的中年藏族妇女躺在卡垫是，一问才知道由于患了严重的风湿，下身骨节几乎都不能动了，肌肉也发生了萎缩，瘫在这儿已经四年了。2个小时后，次仁顿珠院长汇报完工作，送我们出门时，我发现次仁顿珠院长的腿怎么也是一瘸一拐的。上了车，索朗主任才说，“由于申扎的风和雪都很大，所以很多人都患上了风湿病”。我这时心里默默地祈祷，“佛祖啊，您可要保佑次仁顿珠院长站着啊”。
    
    第六天 10天的那曲调查工作就要结束了，晚上地区的胡副院长
    给我们饯行，席间谈到了两件事情至今我都无法忘记，一件是胡院长说他从1965年大学毕业，响应国家号召从“天府之国”来到那曲，一呆就是28年了。看着他那被那曲风雪折磨的变形了的脸，仿佛真的可以读出他这28年的尘与土。而他还在笑谈着说“小赵，你会划‘螃蟹拳’吗？来我们划”“一只螃蟹这么大的壳”听着他象唱歌似的四川话，我明白了，他是用
    “螃蟹拳”阻击着这28年的风雪和严寒。（2001年5月1日，我去了成都他的家，看到从95年就因脑溢血被迫退下来的他，一瘸一拐的样子），另一件是那曲的办公室主任讲，他们行署曾经下了个文，谁在那曲种活一课树并保证三年成活，奖励10元，文下了后，还真有人在行署院子里栽了一棵特别耐寒的红柳树，8月里也还真的郁郁葱葱，可是来年开春时，却再也没有看到发出新芽。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接这个版了。“于是整个那曲就只有那曲饭店大堂里有一棵树，可惜是用塑料做的”他笑着说。
    
     9月12日，清晨我们的车出了那曲，我回头望着周围唐古拉山脉的这些六、七千米的高峰，突然发现，站在这海拔4300米生命禁区看，那些山并不比江南的丘陵高多少。
    
     。。。。。。
    
     9月16日，经过三天的休整，向日喀则进发了，沿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我看到了很多准备越冬的黄鸭子成双成对地在江中嬉戏，车过尼木峡谷，仁布大桥，雅鲁藏布江在大竹卡突然变的宽广起来，水象一根蓝色的缎子，倒影着远处的雪山。西庆说：“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喝点茶” ，王说：“我去打只黄鸭，我们到日喀则吃”（王是部队转业下来的，很喜欢打猎）。一会我们听着“砰”的一声半自动部枪响，王兴奋地喊“打中了，打中了”。我们跑过去一看，看到江中飘着一只鸭子。正当王挽起裤管准备下江时，我们看到另外一只黄鸭惨叫的俯冲下来，围着那只死鸭子不肯离去。王暗自窃喜地举枪瞄准了这只鸭子，这时奇迹出现了。只见那只黄鸭突然腾空而起，振翅高飞，又以及快的速度俯冲下来撞在江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死了......。这一幕惊呆了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同生同死啊，不愧是一对鸳鸯啊 ”索朗主任自言自语到。“我们把它们埋了吧”我说着下水捞起了那只黄鸭和刚才死去的那只合葬在那块大石头边，并且在上面堆砌了一个玛尼堆。（从此，我把这叫作“爱情玛尼堆”。以后无数次去日喀则，我都要在大竹卡停下来，在这个玛尼堆上添上一块石头，表示对这对黄鸭的敬重。）
    
     走了约5个多小时，我们到了日喀则，下了车，我急忙去看老大。进了老大的宿舍，我沉默了，老大的宿舍是那种我们北方叫干打垒的土房，里面黑的象走进北京的山顶洞。日喀则怎么这么落后啊，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是我们中学课本上讲的“西藏的粮仓”啊。老大拿着一惯慢条斯理腔调笑着说：“你看我这两室一庭还可以吧”。我的眼圈红了，我知道老大给我的恩情我这辈子是无法还了。
    
     坐下来老大才给我讲，“日喀则属于农区，人们有着中国所有农民的淳朴和热情，但是也有着中国农民的一些缺点，比如排外、嫉妒、偏激和小心眼。所以，工作很不好开展。到现在，很多地区一妻多夫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你可以想见生产力的低下。马克思他老人家不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吗？一妻多夫就是最好的实例。日喀则地广人稀，人们只有采取这种方式集中一定的人力和物力才能进行生产啊”。后来，我们去江孜调查时，我也确实参观了一个一妻多夫的家庭，兄弟四个娶了一个老婆，这家在当地非常的富裕，有2台东风车，4台拖拉机，耕种着几百亩的地，养着500头羊和100头牛。
    
    在日喀则的调查一直进行到月底，我们马不停踢地跑了白朗、江孜、康马、亚东、拉孜、定日、聂拉木七个县。其中，值的一提的是三个地方。
    
     9月20日，我们到了亚东，当时中印关系已经松动，正就亚东口岸开放谈判所以很多内地人在亚东投资建房，亚东县漂亮的依然是江南的小镇。可是，我却发现对面的一座山上光秃秃的，一问才知道那座山是中印有争议的领土所以大家就把山上的树砍光了。当时我就想，真的是老虎打架，兔子遭殃啊，为什么人类的争斗要拿我们美丽的家园作牺牲呢。
    
     9月22日，调查结束后，我们驱车沿上、下司马一排排景致的英式木制阁楼而下，仿佛还可以想象出19世纪亚东作为中英开放口岸时的繁华。车走了20多公里，我们登上中印在亚东的主要对峙点乃堆拉山口。来自山东侯连长给我们介绍了对面的局势，“对面其实是锡金的地方，不过锡金是个半独立的国家，基本类似于印度的殖民地，夏天该山口由印度兵把守，并且定期好有军妓慰安。一到9月份后，就换成锡金兵把守了。”我在想这难道不就是1962年中印战争印度失败的原因嘛。
    
    9月23日，我们从亚东返回日喀则的的路上，夜里11点钟过白朗，突然后胎爆了，天又下起的暴雨，西庆出去了两次都被暴雨赶回到车里，雨实在太大了，正在发愁时候，突然看到五、六个藏族老百姓围了过来，下轮胎的下轮胎，上轮胎的上轮胎，20分钟后，轮胎上好了。可是我看到他们个个淋的象落汤鸡。我急忙那出200元塞在其中一个老百姓手里，可是最后他们还是给我塞了回来。我只听到西庆和索朗主任一个劲的“土机器、土机器。。。。。。”（藏语“谢谢”的意思）。我当时感慨地想，真不愧是班禅大师教导下的后藏啊。
    
    9月28日，我们到了樟木口岸，当时考察那儿，准备建法庭。口岸的外办主任刚好是我的老乡，问我们想不想去尼泊尔，我们说没有护照怎么去啊。他说很简单，你们去买两条黄果树烟（那是一条是30元吧）。第二天，他带我们从友谊桥过去，每过一个关卡发一包黄果树，我坐在车里，只听到一路的YES ，就这样一条黄果树居然带我们完成了加德满都的一日游。不过，回来的路上，还的发黄果树。只是我们出了点小插曲，驾驶员西庆还是不能适应靠左行，老想右行，差一点跟尼泊尔满载着人又没有门的公共汽车撞上，但是我们冒了一身冷汗，真撞上了，不知道尼泊尔警方怎么处理我们这些非法入境者啊。黄果树肯定是没有啦。
    
    10月份
    回到拉萨，拉萨已是一片金黄的世界了（说明：随着拉萨的城市建设，这几年拉萨的树都快被砍光，再也看不到金秋拉萨的一片金黄了）。老三来电话说，“老七，我10月5日要结婚。”一句话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震惊之余急忙给老大通了电话，我说，“我要去林芝下乡，不能参加，你看怎办。”老大说：“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尊重老三的选择，我去参加吧，你先发个贺电。”我说：“那也只好这样了，你去看看不管他找的是藏族还是汉族，你都告诉老三，10月15日，请他们来拉萨，我给他庆祝。”终于，等到了15日，我出林芝回来，老三和他媳妇以及老大也都上来了，在谭豆花饭店吃完饭，把他们两口子安顿在我的宿舍，我把老大叫出来急切地问，“老三，为什么要怎么快结婚。”老大说：“老三说，‘下面太苦了，地方小，人际关系太复杂，结婚后，一来有个日照顾生活，二来也有个靠山。’女方家的父亲是某某长”。听完老大的话，我当时冲动的就想把老三从屋里拉出来，给他一耳光。老大拉住我说：“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也有出卖自己幸福甚至人格的自由，我们尊重他吧”。说完，老大抱着我就哭了。我也哽咽地说，“是啊，老三有很好的家庭，在学校时也有很好的女朋友。为什么最后要落到为生存来出卖自己一身的幸福地步啊。老大，我真的想不通了。”（后来，老三靠着自己的能力和老丈人，95年就被提为副处干部，97年后，又去一个县当了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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