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了家，心还留在西藏。在西藏十天里的点点滴滴，不停地在脑海中回荡。到家的那天晚上，他没有电话来。我心里有些失落，也感觉格外的轻松。
    
    先生正好在我回来的前两天出差到北京了。在西藏的时候，我每天都与先生通电话，报告自己的行程，当然也讲了很多他的故事，包括我留宿多晚在他家。我知道，先生非常信任我，也非常信任自己。我的性格和作为，他从来不用担心。回到家后，我在电话里又非常详细地讲了这十天的精彩故事，讲了我与他的相见恨晚。我毫不吝啬地赞赏他，将这次愉快的旅行归功于有这样一位好的朋友。我感觉得出先生由衷地为我高兴，由衷地与我同感。
    
    我想，夫妻之间，首要的就是坦白和信任。我与他并没有什么越轨的事情，我们至多只是心中的情感起了微澜。这并不妨碍我与他继续坦荡地以朋友相处。更何况，这里与拉萨相距那么遥远，我们的情谊，也许，会恨快淡去的。
    
    然而，我错误地估计了自己把握感情的能力，或者，是我低估了西藏之行对我深刻的影响。回到家的第一个早上，很早，他就打了电话来。听出是他的声音，我很高兴。他却在电话里说他整晚没睡着，整晚都在想我。这句话让我感动之余又很有些害怕，我怕他真的是动了感情，真的会执着地将这段情继续下去。我决定开始暂时不再理会他。
    
    现在想来，当时我的做法真有些象过河拆桥。我真的没有给他打电话。对我来说，西藏毕竟还有更多美好的经历，我在兴奋地与朋友们分享旅行的快乐中度过了几天。我想，他也许很失望，也许就会这样将我忘掉了。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还在加班，他发了短信过来。我们交往中他写过很多短信，可我还记得的就是这一条：“有的人朝夕共处却总是陌如路人，有的人偶然相识却似耳鬓斯磨的亲人。相处的日子虽然短暂，可你带给我的快乐却是永远的。谢谢你来到西藏，来到过我的身边。”
    
    看不出这句话有什么过分的地方，可读到它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就揪得很紧很紧。我只觉得，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狭隘地处理了我们之间的事情。也许，他不会要求什么，他仅仅在我们朝夕相处的惯性中生活。毕竟，我回到了另一个城市，而他还停留在那里。他有理由回忆起更多。
    
    我终于给他打了电话，终于非常认真地与他讨论我们之间应不应该继续交往，继续交往的原则是什么。我反复告诉他，西藏留给我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只愿将这份美好珍藏，而不愿让更世俗的东西去破坏它。我们应该也只能做纯粹的朋友。
    
    他在那头沉默不语。我一再问他，他总说，凡事应该顺其自然，不要刻意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没有结果。也许，真的应该顺其自然？
    
    那一阵子，我们的联系仍然比较多。我们都避免谈论感情方面的话题，尽量只谈彼此生活、工作中的事情，或者就是各自经历的过去。交谈总是愉快的，常常一聊就是半个多钟头。与他的通话，让我更多地了解了西藏我还未知的东西，了解了援藏干部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对于我们很多内地人来讲，援藏干部的精神境界要么高尚得虚无，要么纯粹就是为了今后进步多一个台阶。没有真正这样近距离地认识他们，也许，人更不能理解为什么西藏是一个纯洁的圣地。
    
    这段过程中，我给他写过两封长信。我想电话中不好谈的话，在信中总能说清楚。对待感情问题，我从来不拖泥带水。但他总以应该顺其自然来回答。就在这样的讨论和争执中，我们愉快地又交往了很久。
    
    今天我仍然要承认，与他的交往是愉快的，也是满足的。有时，工作忙起来，几天没有给他电话，他一定会着急；而有时我找不到他，自己也会心神不定。但是，自始至终，除了那句“我很想你”，我们没有更出格的话语。
    
    我想，这样的交往算不上完全健康的，我们也算不上真正单纯的朋友。可是，我们算什么呢？不是亲人，不是情人，那么，还是只能算是朋友。可这样的朋友，会有多广的发展空间？
    
    可糟糕的是，我们都认可甚至满意这样的现状。我们都无法从想念和怀念对方的情感中彻底地挣拖。那几个月，我拼命地工作，有时真的就是想让紧张的工作冲淡自己的思绪。直到有一天，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故改变了一切。
    
    有几天没跟他联系，也没他的消息。我并没在意。晚上在家里接到他的电话，先是闲聊了几句他才叫我猜他在哪里。我当然猜不出来。他说他在医院，现在不能动弹。我顿时很紧张，忙追问原由。原来他是夜里送走客人后，突然晕倒，从楼上摔了下来，颈锥第二个关节摔成了粉碎性骨折。
    
    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样的骨折是怎样可怕的后果。但当时我仍然很担心。我第一个冲动的愿望就是要到拉萨去，要去看看他，陪伴他。他说已经住院几天了，这里的医疗技术不行，很快就会回到内地治疗。还叫我别担心。
    
    我忐忑不安地等着他回到内地来。如果他在成都治疗，我必须去看望他。那天晚上，我与先生谈了很久。我们之间的交往他一直是知道的，我先生常常见我眉飞色舞地与他通电话，经常聊到很晚。对他突然遭遇这场变故我表现出的紧张，我先生很理解。也许心里太难过，我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也许，那时我的哭泣，真的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我无法再掩饰自己的情感，无法将对一个遥远的人的关切再在我先生面前隐藏。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判断，我先生当时的心情。我想，他是察觉到了我的迷失；或者，他只是认为，善良的我，就会这样。因为，过去对很多遭遇不幸的朋友，我一样这么着急过。
    
    他很快回到了成都。后来他告诉我，在飞机上，为了不因为飞机颠簸而造成他的颈椎移动，西藏急救中心的护士长一直跪在他的担架旁边，用自己的身体将担架牢牢地固定住。
    
    他回到成都立即住进了华西医院骨科的特护观察室。我托礼仪公司送了鲜花去，还特意写上了一句话：“有鲜花盛开，就会有生命跃动。”我想起在林芝那天他为我采的那束清新淡雅的野花。我相信他也和我一样热爱鲜花。
    
    到成都去不是一件难事。坐大巴几个钟头就到了。这样决定后，我打电话到那曲他那位好朋友那里，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好朋友已经知道了他的不幸，却坚决阻止我到成都。原来，我还在西藏游玩的时候，他爱人就打过电话到他朋友那里去查问了。她知道我这个人，很多疑。听他这么讲，有一瞬间，我突然感觉自己成了不道德的第三者。可是，我没做什么不道德的事情呀！
    
    有时我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决定的事情谁也无法阻拦。我先生知道了我的为难，主动提出与我一道去，这样谁也没法说三道四了。
    
    那天晚上我先到的，先生坐最后一班车，到达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他这样的支持我理解我，让我感动之余，更为自己的忧郁不决而愧疚。
    
    我无法再回忆第一眼见到他在病床上的情形。那时，他已经做了颅骨牵引手术，脑袋上掉着很大很重的砝码。那个周末，我们的到来让他很开心，手术后的剧痛也似乎减轻了许多。
    
    我无法避免地与他妻子相见。我们很客气。平心而论，她对我的确有很深的戒心。但是，在病人面前，我们只不过都在尽自己的义务。我以朋友的快乐感染他，她以妻子的责任照顾他。我注意到，他对妻子的确很冷淡。有时我都实在看不下去，就只有走开。
    
    他的堂弟在照顾他。我们倒很谈得来。堂弟给我讲了很多他们家里的故事，包括他与妻子的矛盾。我一直认为，他对妻子的理解不够。一个生活在内地繁华都市中的女人，面临的诱惑那么多，她还要带孩子，还要工作，怎么能责怪她不能干不会生活不会与人交往呢？我经常对他讲，让他多理解一个孤身女人生活的不易，可他说，不是这点问题，而是他们的精神需求不一样。女人受现代生活的影响太重，对他的那些追求总是不屑一顾。这点，我倒是在与他妻子的交谈中感觉到了。
    
    我的到来成了他的精神慰籍。对于病痛中的人，朋友的关怀的确有更好的疗效。可是，我必须回到工作中。回到这里，我就只有多给他电话，每天一次地询问他的治疗，关心他手术什么时候进行。等待我的电话成了他每天的需要。
    
    又到周末了。我知道病床上痛苦着的他需要我。先生也知道我其实内心就想去。于是，我又搭上了大巴，独自又来到他的身边。
    
    这样的往返一共有三次。这不是一个惊人的数目。我想，这甚至只是一个简单的重复。一到周末的下午，我就请假离开，没有理由，然后在周日的晚上一个人静静地返回。我与他的愉快相处，我所能给予他的帮助，比如为他喂食，为他按摩，为他擦洗身子，甚至为他读报，我做自己能做的所有事情，替换终日守护他的堂弟——在这几个有限的双休日，这一切，也都是有限的。我没有回到父母家中，懒得向旁人解释，自己在酒店开房。对他却说是住在家里。
    
    夜很深的时候，我才回到酒店。先生总会打来电话。有时，我觉得自己象一个无谓的牺牲者，在这样热切地关心他的过程中牺牲掉我和先生的感情。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真的是因为爱才这样做的吗？
    
    很久以后，当我和先生重新谈起这件事情，他说他的结论是因为我善良。我很感动，也很惶然。究竟是我善良还是我先生善良？
    
    可是，我无法面对的是他妻子越来越怀疑越来越不友好的眼神。在任何一个普通人眼里，有这样深情厚意的普通男女朋友吗？她的怀疑完全应该。有时我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存心不良的第三者。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看他，我终于下定决心不再来了。临走的时候，我强作笑颜地告诉他，手术后我就不来了。因为手术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失望。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俯下身，抱着他，眼泪就那么无声地滴落。那一刻，仿佛永别。
    
    我就这样走了。我们从此分开，再也没有见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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