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风景的意义是人为赋予的。也许，风景仅仅就是风景。我们在风景里寻觅的，只是舒放的心灵。但风景毕竟不是魔术师手中的那根小棍子，可以将所有腐化的心灵点化成生动的清澈。
而我在路上寻觅的，还是人。

在阿里的日子是十分难忘的。当我们搭着军车，去了普兰，找到了“国际市场”，在离土耳其两公里远的科加村悠闲地转了又转；在扎达拜访了古格王朝的遗址，还从上面不顾禁忌地带了好几个“擦擦”下来（其中有接近完美的欢喜佛）。我们从神山圣湖身边充满虔诚地走过，从鬼湖边上浮想联翩地走过，从那些大团大团的云朵下面穿过，当我和好友荔枝第三次回到狮泉河时，便开始寻找可以回拉萨的车了。
似乎并不顺利，因为这里通往外边唯一的办法就是搭车。我们找了很多人来问，而曾让我们搭车上普兰扎达的叶城xx部队汽车连的连长，也很热心地帮我们打听。终于，得知有一部妇联的丰田吉普要上拉萨开会。说好那个晚上我们去妇联主任家去恳求能给我们搭乘。
妇联主任是个四川人，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她似乎没有耐心听我们说些感谢的话，直奔主题，开价：一个人400元。我大概在广州习惯了压价，而且，我们当时身上确实已经没多少钱了。剩余的钱都在信用卡里面。便问她可不可以少一点。最后我们的成交价是：每人350元。我便看到她脸上现出不悦的神情。
第二天一大早出发。同车的除了妇联主任，一个藏族司机，还有一位藏族大妈和她上中学的儿子，和一位藏族大叔。然后就是我们两个旅行者了。
但意外的是，昨天说好了可以让我们挤在前面座位上去的，今天却只让我们夹在最后面的一大堆行李中间。我们没说什么，想着最艰苦的行程都过来了，这点算什么。何况，这部车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十分额外的奢侈了。一直觉得有货车可搭就不错了。
但车一驶出狮泉河，我们就发现问题并没那么简单。这车仗着自己轻巧，车速很快。但道路并不理这套，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坐在前面座位上的人倒没什么，苦的是我和荔枝。常常被颠得飞起来。没一会，就狼狈不堪了。头撞到车顶还好，前后左右的行李纷纷以我们为中心团结，压将下来，五脏六腑都仿佛被乾坤大挪移了。我这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颠簸”之苦。
但我始终忍着没吭气。只有前面那位藏族大妈有些看不过眼，老扭头问：没事吧？我嘴硬，说“没事”。但一想到以后几天都要这样，也有点顶不住了。
停车检修的时候，荔枝一下车就跑到一边大吐特吐起来，脸色苍白。我想了一会，想通了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我走到妇联主任的面前，告诉她我们还按400元交车费。请她让荔枝坐到前面去。她满面笑容地答应了。后来，在藏族阿姨的提议下，我也和他们挤在了后排的座位上。就这样，我们的旅程才算排除干扰地开始了。
但我自始至终都觉得这位主任阿姨的做法无可非议。我们毕竟是萍水相逢，她没有任何理由对我们格外眷顾一点。而我也从不会对她有任何情感上的奢求。但说真的，这也一直是我的硬伤。我知道，我其实是带着神话般的渴望进的西藏。因为在那一年，我突然感到一些厌倦的情绪。不是对谁，也不是对某件事，而是对一种虚伪的状态。
这大概是我太苛求完美的缘故。所以会对自己，对周遭的事物有一种本能的期待。当我发现，人和人之间开始变得很有“道理”，也就是说，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用尺寸来丈量的时候，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尤其是发现，我自己也变成这样一个人时。
我想，也许，这是在某个年龄阶段必经的一种心境吧。到现在我还能从其他的朋友那里听到和我当时类似的那些厌倦。于是，我便特别希望西藏能用它的空灵超然的景色彻底濯洗我积尘的灵魂。我把一些隐隐的期冀寄托在景物身上。
但我发现，我失望了。
景色的美丽和震撼，都没能真正使我改变什么。我知道，那一点块垒，依然在我的心灵暗处作梗。
所以，主任阿姨只能让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人之间也就是这样而已。就象日出日落，这是一种人性的规律，是游戏规则。甚至是必然的。也是无奈的。
我们和车上的人们慢慢地熟络了起来。
那位藏族阿姨叫格桑玉珍，她的儿子叫次仁，曾得过小儿麻痹症落下了残疾，一条腿萎缩得很厉害，只能一歪一拐地走路。但长得很清秀，而且很懂事的样子。车停下检修时，我们想下去帮忙。玉珍阿姨一把拽住我们说：“有男子汉在这里，还用得着你们吗？”说话的当儿，次仁早就跳下车去了。虽然腿这样的不好，还是动作很轻盈地跑前跑后，帮司机递东西，搬工具。我便知道，这母子俩，是我喜欢的人。
那位藏族大叔不怎么爱说话，是位退休干部，要回拉萨盖座自己的房子。他和玉珍阿姨都很好喝酒。司机师傅也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居然带了一整箱啤酒上来。没事就打开一瓶，只用一个杯子，你一杯我一杯的，一会就喝掉一瓶。玉珍阿姨一边喝，一边说说笑笑，非常爽朗。而且老趁妇联主任下车没注意的时候，给司机递上一杯酒。因为主任怕司机喝酒开车太危险。但显然他们是不在乎这个的。他们只是在乎主任那张拉长的脸。我觉得，妇联主任好象是这些爽情爽性的人们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似的。
玉珍阿姨是妇联的办公室主任。这次是作为阿里的唯一代表上北京开世界妇女大会的，顺便把放假的儿子带到拉萨朋友处玩几天。
我挤在次仁和玉珍阿姨中间坐。次仁靠着车窗，有些透风的冷。我就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给他一半垫在边上，一半搭在腿上。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残疾的男孩子充满了怜惜之情。他喜欢听歌，喜欢流行歌曲。更喜欢唱。当他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唱起歌来时，我惊讶地发现他唱得好极了。大概是身世不同的缘故，他比同龄的孩子都显得早熟。
后来，玉珍阿姨告诉我，她曾在他得了病之后，带着他跑到全国各地去治病。在北京住了四年，在东北还住了段日子，还有广州。虽然没能治好，也算大有起色了。本来次仁是要拄着双拐才能下地的，现在，不用拐杖都可以了。而次仁得病的时候，正是玉珍阿姨的丈夫去世的时候。
我可以想象那种艰难。但眼前的玉珍阿姨实在看不到一点命运的阴影。她仿佛就是一个只会朗笑的人。我从来没见过她面露一点哀愁之色。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吃饭时，我们会找路边的一家人，到人家帐篷里去坐着，用大叔自己刚做好的新鲜酥油，借人家的筒来打酥油茶喝。司机还带了一块风干羊腿，是生羊肉挂在外面风干之后就这么吃。我们则把自己在狮泉河那家陕西饭店买的肉夹馍拿出来给他们吃。玉珍阿姨居然把她专门给次仁准备的火腿肠分出两根来给我和荔枝。我那时的嘴已经裂开了大口子，喝着温暖油润的酥油茶，扯两块风干羊肉吃，觉得真是一种享受。大家都很开心。上车时，玉珍阿姨悄悄和我说，你们还真随和，以前我们碰到过几个搭车的女孩，休息时死活都不肯下车来，更别提和我们一块吃饭了。她们说完全不能闻我们的食物呢。我笑了。我告诉玉珍阿姨，酥油茶真的很香呢！
那一路我们始终都很开心。玉珍阿姨特别爱唱歌，她和次仁就一首接一首地唱。碰到会唱的，司机和大叔也会加入进来。我们简直听呆了。后来就抗议，要他们教我们两首。玉珍阿姨就挑了一首最简单的教给我，我到现在还记得：圣地拉萨是我的故乡，布达拉宫雄伟壮丽，美丽的罗布林卡鸟语花香，八角街灯光照亮了古城拉萨，啊呀西迭鲁羊来。。。
一路上的风景从身边掠过，每到一个达坂上，车从玛尼堆旁过时，玉珍阿姨就会念念有词：梭梭梭梭梭。。。她告诉我，她曾偷偷跑到神山去转山。我问她干吗偷偷去，她说，我是干部，是不应该相信这个的。但是，自从次仁的腿有了病，我就宁愿相信有神灵。希望保佑他早点病好。所以偷偷去转了。她还说，阿里的好多孩子都到内地的藏班去读书了。那年，次仁考了全阿里的最高分，但就是不让他去。因为他残疾。次仁哭着回来，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我就跑到教育局长那儿去和他申请，说让次仁去吧。我不当这个主任了，我去当藏班的生活老师，我可以照顾他，他不会麻烦任何人的。但这一切都是枉然。后来，等次仁从床上爬起来去狮泉河的中学上学时，便变得沉默寡言了许多。
我越发地心疼起这个小弟弟来。但命运就是这样无道理可讲。但我和次仁相处时发现，他从没有一点抱怨或愤怒的情绪。他开朗善良，象他的妈妈。母子的感情深厚让我感动。
后来，发生了一件我没有预料到的情景。虽然也许有的人觉得微不足道，但我却被深深震撼了。
那是在路上，一个傍晚，天几乎都黑了，我们在一家客栈住下之后，我和玉珍阿姨结伴到远处的野外去方便。一路上常常都是这样，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而玉珍阿姨居然将她的大袍子撩了起来，拍拍她里面腰带上的一个包包对我说，瞧，我的钱就在这藏着呢！这次去开世妇会我带了一万块钱，差不多都在这了。说完，很狡黠地笑笑，好象很得意她自己这么会藏钱似的。我一下子就愣住了，简直有点反应不上来。我想，玉珍阿姨看到我当时的表情一定会觉得很奇怪的。我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因为我没想到她竟是如此心无芥蒂。如此信任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当时，高原上的劲风掠过来，我仿佛清楚地听到我心中壁垒坍塌下来，我的鼻子有点酸酸的。
等我们到达日喀则时，已经有些难舍难分了。马上就要到拉萨了，后面的路也比较平坦了。大家的心里也都松了口气，于是那天晚上，我们买了好多啤酒和菜，到旅店里来狂欢。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唱歌。玉珍阿姨他们都是唱着歌来给我们敬酒的，不喝怎行？我和荔枝便也把我们能唱出来的所有歌都搬出来，也去敬他们酒。大家都喝得有些微醺了。我们干脆跳起舞来，后来，荔枝哭了，我也哭了。次仁和玉珍阿姨都掉眼泪了。我们都感到真正的不舍，我们这些日子同车共济，朝夕相处，彼此关爱。我常常是在车上靠在玉珍阿姨的怀里睡着的。我觉得她象妈妈，次仁就象我的小弟弟。我们好象从来没有陌生感。而那位主任阿姨也早就被我们的氛围所感染，她后来不但和我们在车上一起唱歌，而且很关心坐在她旁边的荔枝。我开始觉得象个奇迹。
后来，我们终于在八一建军节那天到达了拉萨。这时，首先面临的就是交车费的问题。荔枝在拉萨有好几个同学，一到了便开始找他们。但因为是中午，都没找到。我们不由得有些着急。但身上的钱根本不够。而拉萨根本就找不的到中国银行的影子，信用卡里的钱也取不出来。主任阿姨就说，那就等等吧。我们便在路边下了车，等待。玉珍阿姨把我们偷偷叫到一边问：“主任到底收你们多少车费呀。”我说了。她便有些惊讶，“这么多啊。我们以前到拉萨开会，都是能搭几个搭几个，不收钱的，反正是顺便。但她说要收我们也没办法。”玉珍阿姨就往怀里掏：这样吧，先从我这拿了给她，等你们找到朋友以后，过两天再还给我。次仁在一边也掏起来，说我身上还有一部分钱呢，从我这拿吧。
我又一次愣住了，萍水相逢，马上就要各分东西，谁知道还见不见得到，怎么就这样要借钱给我？我当时的眼泪就下来了。说什么也止不住。我的感动是无法用语言说得清的。但我坚决地制止了玉珍阿姨和次仁。我说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其他的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玉珍阿姨就说，这样，如果一会还找不到同学，就这么办了。
好在没一会，就找到了荔枝的同学，带了钱来接我们。我们便和玉珍阿姨他们告别了。
后来，等我回到广州，给次仁寄过两次磁带，都是他爱听的天王的。我一直希望他能考大学，考到广州来。但我知道，他的身体，是一定会被大学校园拒之门外的。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位纯善的玉珍阿姨，忘不了那个乐观开朗的小次仁。我发现，上帝真的是很眷顾我的。我真的在西藏找到了我所渴望找寻的东西。但我却不是在风景中找到的。
我从人群中丢掉的，又在人身上找了回来。
我后来便发现，当我用信任来对待别人时，同样会收获信任。那根魔术师的神奇的小棍子，就在自己的心里。想化腐朽为神奇，只能先打开自己的心。
我这才知道，我在路上渴望寻觅到的，一直是风景以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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