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写得最累的一篇纪实性文字。对于真正关注绿色的朋友们我再次表示感谢。）
    
    －－谨以此文献给依然战斗在内蒙古巴彦尔灯的朋友们，为他们在沙漠旁竖起的不朽生命之碑。）
    
    活着就不容易（一）
    
    对清史稍有所了解的人想来对巴林右旗都是不会陌生的。从康熙的姑姑固伦淑慧公主开始，到慈禧太后的本家侄女，清朝曾有二十多位公主下嫁给了巴林王。为了“备边防，成巩固之业”， 康熙皇帝除了把十九岁的荣宪公主嫁给了乌尔衮，更是曾不远千里，四次巡幸过巴林右旗。巴林王曾统领过昭乌达盟的十一旗。
    
    今天的内蒙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昭乌达盟，它已经被因红山而得名的赤峰地区所取代。从北京出发，红山国家森林公园，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右旗的巴林奇石馆，荟福寺，罕山自然馆。行囊在内蒙辽阔的大地上变得沉重，连续旅行和写稿使身体异常虚弱，进口的止痛药已无法压制住病痛，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知道已经无法实现走到兴安盟甚至漠河的计划了。中秋节前，把自己内蒙的最后一站定到了“巴彦尔灯”，一个不为朋友们所熟知的地方。
    
    足足等候了三个多小时，我才如愿以偿的登上了从大板镇开往巴彦尔灯的私人中巴车。颠簸的土路向前伸延着。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个让我深深为之感动，不写出不足以放得下的故事了。
    
    “远望是一片耀眼的白沙，一群怎末看也不象是民工的人正在用建房子。荒凉至深的沙地上忽然扬起了了滚滚烟尘，六七十匹快马呼啸而来，他们被马上骠悍的蒙古族牧民紧紧包围了。手中的工具被抢走了，未完工的屋顶也被掀掉了……。仿佛战争前的场面一样。牧民们说他们是来强占土地的，甚至喊起了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我的脑海中开始闪现了环保志愿者们对1999年地回忆。
    
    （一）“巴彦额尔德呢”
    （背景）
    
    “巴彦额尔德呢”是蒙古语，意为“富饶的宝地”。今天的“巴彦尔灯”苏木（“苏木”为内蒙的乡镇级行政区划）就是由“巴彦额尔德呢”而更名。苏木的面积约为我们国土的百分之一，即9.6万平方公里。2002年改为了“巴彦汉镇”。属赤峰市的巴林右旗（“旗”相当于县）。
    
    巴彦尔灯地处大兴安岭支脉南麓。历史上这里还真名副其实的是一块富饶宝地。
    美丽的查干沐沧与西拉沐沦（“沐沦”蒙语中的河）从其旁流过。遍布着丘陵山区、草原和冲积平原。西起大兴安岭，东抵老哈河，北至巴林右旗，南至围场县，都是望不到头的大片原始森林。辽代时就被称之为“千里松林”，连赤峰在都被叫为“松州”。松林边缘就是有名的科尔沁大草原。这里的巴彦汉山曾经是康熙皇帝狩猎的地方。清初在巴林右旗建荟福寺时，还曾于该山猎东北虎一只，虎皮被实草放于寺内，称之“虎庙”。
    50年多前，巴彦汉山也还山高林密，大树成荫，山中有野猪、金钱豹、熊、青羊、盘羊、狐、狼等动物。以至巴彦尔灯竟仍能发现东北虎的踪迹。解放初草原上的草有一人多深，牛羊跑进根本就找不到。还常有狼群出没伤害人畜的记录，警察大队必须不时派人去打狼。
    巴彦尔灯到处都是獐子、狍子、黄羊、狐狸、獾、水獭、旱獭等野生动物，野兔、野鸡就更不用说了。老百姓在喂鸡的时候，家鸡和野鸡混在一群，野鸡比家鸡还要多。当地甚至有“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锅里去”的说法。
    巴彦尔灯还有许多有趣的地名。如“巴拉嘎斯台”是“长满柳树的沟”；“哈拉毛道”是“长满松树的山”；“湖斯台”为“有神树的地方”；“归苏台”是“杏树洼“等等。
    可今天这里除去岩石裸露的山头，已近山顶的沙子和直径两尺粗的残桩外，已经没有了一棵大树的影子。“虎啸松林八百里”已成变成了记忆中的历史。
    
    “1949年一次大规模的垦荒……。五十年代“大炼钢铁”时，仅白音汉区就动员了11个村庄的五千多村民到巴彦汉山砍树，一次砍伐就毁灭原始森林5千亩……”。砍完树了，继续刨树疙瘩（即树根）去烧，连给大自然逐步恢复次生林的机会都不给；“文革”期间无政府主义下的严重乱砍盗伐，第二次生态的灾难。80年代草原和土地承包给个人经营。山羊绒价格上涨，山羊数量倍增，草原过载和政府放松了对草原的管理，草场严重退化，又是第三次生态悲剧”。采访让我看到了人为的“杀戮”。
    
    西拉沐沦与查干沐沦两河走向又正好与季风风向一致，加上大兴安岭的阻挡，河川自然形成了两道“风口”。两条气流汇成一处后骤然加速，使得该地区干旱多风，失去植被的土地沙化严重，沙尘暴频发……。我查到每年八级以上大风的日子这里会有60多天。
    
    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生态系统失衡，地表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巴彦尔灯已由一片非常富饶的牧区，变成了极端贫困的风沙区。9。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85％以上面积严重沙化，其中变为流动沙丘的“不毛之地”更是多达55万亩。“对草不生、风沙漫天”，巴彦尔灯已经成为科尔沁大沙地的源头。从我拿到的卫星遥感图片上可以看地非常清楚：扩散开来的大三角形上是大片的白色，间或几处星点的绿色。
    
    我又得知“地质时期，这里属于湖盆，沉积作用形成了厚度在300米以上的粉沙层。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植被作用才使其在表面逐渐形成了厚薄不一的土壤层。表层一米左右厚的黑土之下覆盖地全是厚达数百米的粉沙。一旦植被被破坏，风力加上河水的搬运，地下潜藏的大沙漠就将逐渐露出其狰狞的面目。这里的绵绵细沙在八级以上大风驱赶下，不出半天，就会飞临到京津平原的上空。”
    
    昔日的大草原已成一片沙海。一些固定沙丘上只能长出一些稀疏的锦鸡儿或者沙柳。由于连年的干旱，牧草产量极低，大批牛羊因饥饿而死去。牛羊的胃里大都存有沙子，营养不良而逐渐衰竭。牧草返青的春季也是牲畜最难熬过的关口，许多牲畜只要趴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整个巴彦尔灯的牲畜从1999年的10万头锐减到2002年的不足5万头。蒙汉族老百姓们的日子也变得无以为继，甚至到了不能生存的地步。当地有20%的人口生活靠国家救济，还有60％人口在贫困线的上下浮动。几年前克德河村四队一户牧户的房子一夜间被风沙压垮，户主（民政部部长的弟弟）死于非命。
    
    几条境内的河流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能见到像小溪般的河水。茫茫的白沙从山顶一直铺到山脚下，除了偶然可见的草原黄鼠，跳鼠外，野生动物们已不知去向。短短的几十年，“风吹草低”的秀美山川变成了今天的“死亡之地”。
    
    新千年开始后，巴彦尔灯两个村的250多户农牧民变成了生态难民，逃出了祖辈生活的地方，搬到了大板镇上的移民新村。没有牛羊，只有几亩稻田，只能靠打工过日子，一贫如洗的生态移民很难适应城镇生活，再一次陷入更加贫困的地步。直至今年巴林左旗地震后，政府才许诺了给难民们一些圈养的牛羊。
    
    巴彦尔灯是整个科尔沁从大草原演变到全国四大沙地之一的缩影，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一次愚蠢表演。春季危及京津、华东等广大地区的沙尘暴中有2／3就出自科尔沁沙地。
    如果这沙子治不住的话，当地蒙古人的子孙们就只能去吃沙子了。
    
    写到这里又看到了一组官方数据：
    中国荒漠化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4个广东省的面积；
    中国荒漠化正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荒漠每年吞蚀掉一个中等县；
    荒漠化让中国每年损失约540亿人民币，相当于西北5省区3年的财政收入，间接经济损失甚至高达10倍；
    中国西北部草地退化、沙化、盐碱化面积已达75%以上……
    
    我国有12大沙漠，内蒙古就占有8个。除了巴丹吉林沙漠是自然形成以外，其它7个均属“人造沙漠” (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浑善达克，呼伦贝尔和科尔沁)
    来自内蒙古的沙尘暴已多次袭击了北京，最近的沙漠前锋距北京人居住的城市仅五十多公里。
    好了，我们的故事将在此背景下正式展开。
    
    活着就不容易（二）
    
    （二）苗玉坤其人
    
    蒙古族的司机一声到了，班车就把我放到了南距北京495公里，东距沈阳500公里的巴彦尔灯。天空是和高原一样的湛蓝色，路边那座用篱笆围的院落就是我的目的地，全部由环保志愿者组成的“绿色沙漠工程研究所”。一个用废弃校园改建，不属于任何政府编制，“名不符实”的研究所；一个民间自发的理想主义者的环保团队。一个最终会让人感受到悲壮和恢宏的地方。
    
    刚走进清静的院落，一位头发已花白，硬朗但有点消瘦的汉子就迎上紧握住了我的手。他就是被许多人誉为这里的灵魂－苗玉坤，志愿者们都爱尊称他“苗所长”。还未正式放下背包，大碗的茶水就已倒上，在那排曾经是教室改造成的红瓦房中，我以曾经可可西里环保志愿者和学习者的身份匆忙开始了历时五天的采访。
    
    他给人的感觉是东北人的实在，甚至还有点忧郁的气质。绝不属于健谈和会自我吹嘘的人。他不喜欢记者的采访，甚至对有关的肤浅报道都少有满意的。好在我只是想亲身接触这些有点悲情色彩的沙漠志愿者们以及他们真实的日子。
    先讲给我的就是巴彦尔灯而不是自己的故事，先拿我看的是卫星遥感照片而不是关于自己的报导。
    
    我最想知道他们为何会来到这号称“路途遥远沙漠大，十人来了九人怕”，“兔子都不拉屎”的荒凉地方。难道也是被现代人所抛弃的“理想和奉献”所驱使。几天的大密度调研，我才彻底懂得了他们，一切不得不从苗玉坤独特的人生经历讲起。
    
    五十五岁的苗玉坤在哈尔滨长大，从小就很聪明。初中毕业，就曾给当时的农垦部长王震写过信，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因他年龄太小，才没有被答应。那他就报考了大庆地质学校，想长大再去艰苦的地方。作为地校第一批学生，盖房，背着枪骑马放羊，赶马车都是他所做过的。
    他学的是石油地质，前半辈子走过的几乎都是大自然被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东北的辽河、陕北的长庆、新疆的塔里木……
    是与大自然之间的恩怨情仇，决定了他今日的选择。
    
    小时候，困难时期吃不饱，周围邻居已有饿死的。他竟在松花江边钓到了一条大鲇鱼。这条鱼甚至救了他们母子的命。俄国的托尔斯泰曾说过“你要成为男人，就去打猎吧。”他是个男人，所以很早就开始爱好上了打猎和钓鱼。一个东北有名的猎友也就此出现了。灵巧的他还会搞航模，五年的玩家经历又让他在国内圈子里同样有名。
    
    他坦率的评论自己曾经的地质工作就是破坏大自然。
    八十年代初在塔里木盆地，探测地下油气结构。汇集的几十个石油地质队，一起钻孔放炮。沙漠戈壁中三千年不朽的胡杨林大面积地被破坏。驾驶屋子一般高大的进口推土机把一片片更加高大的原始胡杨林碾成了平地。
    当他让我试猜那时给当地补偿胡杨树的费用是多少时，我不敢去猜。但答案还是强烈地震撼了我。“每棵胡杨树三毛钱”。当时他的心灵就曾受到了伤害。胡杨可是大漠中唯一能生存下的英雄树。
    陕北长庆油田开发中，黄土高原上看到的又全是历史上砍剩下的粗壮大树桩。曾经一场大雨中的山洪就把他们队里的四台车全给冲走了。躲在高处的他们，一点办法也都没有。
    
    几年后又是海上石油勘探，他印象最深的是在渤海上放炮，每隔一百米放六公斤炸药，一炮响过，白花花一层死鱼就在海面上漂着，还有大到几百斤的河豚……，简直是杀戮无数。当时他就被任油田的捕鱼队长。多年的海洋勘探，对渤海湾的生态破坏之大，今天已根本不能形成鱼汛了。
    最后他落脚在辽河油田，那里曾有中国最大的芦苇荡。70年代他还曾在盘锦一次打过六麻袋的鲜鱼。但油田使水域被严重污染。好不容易钓上条鱼，一下锅，满屋里都是臭油味。
    
    苗玉坤曾经四海为家。对于整个自然环境的变坏，他有着切肤之痛。痴爱打猎的他一直没有放下过猎枪，枪法也是有名的准。干地质每年会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他都会背着行囊，约上三两个猎友，持枪走进深山。枪声中他走遍过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和内蒙古大草原。
    他们经验丰富，凭着一点踪迹就能追寻到猎物。在内蒙古翁牛特旗的那什罕苏木，他和一个猎友合作，曾创下过不到一天就打死81只野鸡，11只野兔加两只狐狸的狩猎记录。
    
    可是几年过后，小兴安岭南麓和蒙西、辽东的一大片地域，就什么野生动物都打不到了。“数不清自己的枪口下到底杀害过多少动物；当年野鸡一飞起来就遮天蔽日，现在都没了”。
    大自然被人们破坏了，他再也不能打猎钓鱼了，强烈的震撼下，他开始忏悔自己的杀戮。
    1992年之后，苗玉坤放起了他的枪。如今猎枪已成了他在盘锦家中的一件摆设品。
    要去保护环境的意识逐渐开始清晰。要去偿还人们欠下大自然的负债。
    
    还没到年龄，他就提前从辽河油田子校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休了。一开始就定位做公益事业，准备从事“沙漠，荒山，居住”三大绿化工程的实践。
    八年前他先是花了七八万元，个人在抚顺哈达乡承包了一千亩荒山，开始育苗种树和种地，从事生态环境的研究，学习针叶、阔叶树的育苗经验。三年后，那片荒山的植被非常好地被恢复了。
    不愿沉落于日见污浊的社会里。有点超越于红尘之外，与大自然抗争的志愿者生活也许才是他想要的吧。想到曾经游猎过的大兴安岭南麓和科尔沁大草原。他又有了更大的目标。在多次孤身走进沙漠考察后，决心到那片已经消失殆尽了森林和草原的地方去治理沙漠。要在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的十万亩沙漠上为心灵去建设一个绿色的世外桃源。他就是那种性格梗直，善恶分明，敢说就敢做的东北汉子。
    
    我没有去问当时有人笑过他自不量力吗。我想是一定会有人说过他痴他傻，或者怀疑过他的动机。
    
    1999年3月的植树节，风沙冷雪中，苗玉坤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同伴，先期走进了巴彦尔灯。
    一间汉民小村外废弃的土坯房就是他们的住所。没有床，没有水井，没有柴草，什么都没有。风餐露宿，甚至每顿饭都要吃下几口沙子。他们开始在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中去展开自己的梦想。
    
    活着就不容易（三）
    
    （三）昨日的故事
    
    选择巴彦尔灯之前，他们先找到了某旗。当地开始表示很支持，酒宴上蒙古族的书记首先关心的是“治理好了就能让放牧了吧？”苗玉坤表示，几年之后就能治理好，但不能还象以前的那样放牧和破坏了，要改为圈养。 书记陡变，“不能放牧我们蒙古人宁愿不要治沙”。苗玉坤眼睛都气红了，不欢而散后只能另选地方了。一辆破车，走遍了小兴安岭南麓的草原和沙漠。严重不理解和排外中，挡风玻璃被砸，轮胎被扎……他们遇到过太多的磨难！
    
    1999年春天，才和巴林右旗的巴彦尔灯苏木谈好十万亩沙地的承包治理协议，不要当地花一分钱，用三十五年时间帮助治沙绿化后再无偿返还给地方政府。一个当地花了不少钱，搞了多少年都不敢想象的公益项目。
    
    等和地方政府谈好在一个地方建所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简易的房子还未完全盖起，就发生了开头一幕：烟尘滚滚，六七十匹马呼啸而来，志愿者们被蒙古族牧民紧紧给包围了。工具被抢走了，房顶也被掀了……。民族意识强烈的牧民们说他们是强占土地来了，甚至喊起了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们只得迁移。
    
    接着流落到柯德河附近，无知的当地人仍然不让他们盖房子，天天来威胁和捣乱，甚至会被牧民的妻儿老小们用石头追着打。如此环境，如何开展绿化。又被迫搬迁……，有房子，只能临时住进搭建起来的蒙古包中。
    
    志愿者们在此安家落户的决心没有动摇，坚信新的事物只有坚持才能有机会被人所接受，压力下他们走访农牧民，宣传退耕治沙种树。可保守的人们甚至地方政府仍在认为他们是“疯子”是“痴人说梦”。
    
    如今我所走进的院落，是苗玉坤拿出自己6万元积蓄一次性买下的一所废弃小学校。他们在被拆得破烂不堪的房子里过了第一个冬天。时常没有电，没有烧的，没有吃的。零下30度的气温下，冻得他们根本睡不成觉，但他们还是高兴了好一阵子，因为志愿者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更多有识的志愿者参与了进来，大家修好门窗，焊好铁床。自己打桌凳，做桌子和推车，修猪圈……。重新搭起的院门，还挂上了爬藤植物，可惜气温太低难以成活。
    
    苗所长还亲自设计一个挺有格调的会议室兼多功能厅了。里面的壁炉是志愿者们上山捡来的毛石垒成的，地面铺的大理石是大家从采石场拉来废料打磨成的，还拼有自己的绿色标志。墙壁是自己喷的漆，沙发是二手的……
    
    承包沙漠，买断学校和200亩苗圃地，当时就花去了16万元。苗所长把全家一辈子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连辽河油田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加上多方捐助，至今他们已拿出30多万投到了在科尔沁的沙漠治理中去。
    
    两千年，以苗玉坤这个经历和感情丰富的人为灵魂，正规化管理的志愿者们团体“赤峰沙漠绿色工程研究所”挂牌了。“沙漠一号”，当年一位山东志愿者在这里出生的男婴也曾被取过这样一个非凡的名字。当年志愿者们就在沙地上种下了20万株一米以上的小树。以前那片土地上是根本不见一棵树的。
    
    全国知名的恩格贝沙漠治理最早由鄂尔多斯集团投资六百万元；治沙专家的远山正英又协力带日本人栽种了数百万棵树；如今开发旅游产业，企业化运作的恩格贝累计已投入资金九千万元。
    
    可这里的志愿者们却很穷，甚至还是在存亡线上挣扎着。他们尝试着搞各种副业：养猪，养狐狸，养兔子，养蝎子，养种羊，引进十多种优良牧草种，试图完全自力更生，找到一条能以沙治沙，以所养所的理想化道路。可现实总是残酷的，天灾人祸，遭遇了许多的失败，但尝试依然还在继续。
    
    至今沙漠所这几年最大难题依然是缺资金，每年十二三万的费用缺口近半。以至日常的维持就只能靠苗玉坤等几个志愿者继续捐出自己的钱，以及一些高校和慈善组织的少量资助。
    对于10万亩育苗治沙的各项开支和最多达40多位志愿者日常生活的所需来说，杯水车薪是远远不够的。志愿者们的日子过得很可怜，他们没有一点收入，甚至还要家里支援。
    
    苗所长告诉我，他和老伴每人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都有一千多块，可现在两个人工资卡中的余额加起来还不足百元。我无言。
    
    “一开始的条件太差了，没工具，没住处。没能力交电费、开电话，4个人拉一个犁当牛使……许多大中专生看不到希望，都走了。”
    大家出去干活、修车，经常几顿不吃饭，实在饿得不行了，才买一个面包。全天大锅菜都是罗卜，白菜，土豆和咸菜，经常是半个月一点肉见不到，过节才会炒两个荤菜。有时还要到去附近乡里的粮店赊一点粮食。
    去年连五一节大家还曾连续是“两菜一汤”标准－“炒白菜，腌白菜和白菜汤”。可今年连种下的萝卜，白菜却在地里烂了根……。
    一次有记者采访，某领导让人做了鸡肉，羊肉来招待。坐另一桌吃大锅菜的志愿者那个馋呀。今天从苗苗的回忆中我还能体会到那种志愿者让我辛酸的感觉。
    
    这也是一群我所见过最坚贞的志愿者，简直同可可西里曾经的野牦牛队员们一样伟大。
    如果不选择这里，他们有文化有能力，完全可以在家里过上富裕或者“正常”的生活。金钱与地位，前程和事业都被这群“另类”的人们所抛开。甚至割舍不弃的亲情，爱情都不能阻止他们献身到这里。
    
    一次苗所他们开车去赤峰。为了每公升汽油节省5分钱，想到赤峰再加油。结果卡车就在梁上没油了。截车车都不停，12月份塞北的寒风刺骨，冷得实在受不了，就到车外蹦跳。在梁上过夜是死路一条。最后还是把油管取直了，才够到点剩油……。每升的5分钱，志愿者们差点把命都丢掉了。
    
    冬天曾经没钱交电费。暖器的循环泵被停了下来。零下二十多度，志愿者们冻得受不了，只能不睡了，大家围着被子说话。后来装了烧煤的土锅炉，据说只有苗所长这个“锅炉工”能烧好。
    “一年的三十，曾有12人没回家，只买了一挂鞭炮，两斤辣椒和三斤鱼。吃完年夜饭后，大家一个个都回屋了。有的哭，有的一声不响。一双鞋袜都没条件买就过了个新年。初二就继续开始干活了。
    
    还有一个故事“一位年轻的志愿者回家，母亲扣着不让走，给找了一个月薪1400的工作。走时几个志愿者被请到餐馆。几个月没有吃过肉了，8个菜被一抢而光，又是8个菜，又全光了……最后老板用一个大萝卜煮了一锅羊骨头，大家才吃饱。每个人都哭了，当时这位志愿者就决定不走了。他想在结婚前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
    他们曾雇了一些临时工。他们的热情甚至感染的几个临时工都要当不拿钱的志愿者。
    
    来在江西九江来的章大平也曾是作地质工作的。在这儿作了4年志愿者。以前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养猪，夜里给猪接生才累出了了胃病。终于抗不住了，被送去医院，也不敢看，就开了点药。去年曾吐过一盆血，大家都以为他快不行了……。现在他每天还在放羊，干农活。短短几天我就看到他胃痛无法吃饭的情景。在原单位病退的他来这儿就是喜欢这个家的气氛。来这儿种一棵树就对人类有一点好处，他说自己无所求了。
    
    一起放羊的张师傅儿子上大学连学费都是借的，老伴在家一个月只拿200多元，可他也依旧在这呆了四年。
    山东荣成的小伙子连涛在网上知道并从海边来到了这里，春节回家父母甚至拿出断绝关系来挽留他。可他至今还在庆幸当时没有离开。“我很想为环保做点事。我宁可后悔走过这条路，也不想将来后悔没有走这条路。”不是没有后顾之忧，可他还是在这条路上走过了四年。
    　　
    这里曾有过在恩格贝草原治过沙的志愿者。因为觉得恩格贝过于商业，就来到这里。有过放弃了鱼米之乡每年数万元收入的志愿者。有过靠打工，挣足了路费，才走到这儿的志愿者。今天他们中有的人走了，有的人却把绿色的治沙希望带到更艰苦的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去了。
    
    许多志愿者是为了躲避尔虞我诈的纷乱俗世，寻找一个清净的乌托邦。也许他们找到了，现在太难在一个地方见到如此多愿为理想而奋斗的人。早出晚归，风餐露宿，最平淡劳作后的疲惫不堪，但他们精神的满足和乐观却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真正的民间志愿者总是带有一些悲情的色彩。他们的精神和意志是强大的，自身的物资条件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要为生存的问题而焦虑，要为缺乏理解和支持而忧心。保护藏羚羊，保护长江源的索南达杰，扎巴多杰，杨欣他们是这样的。这群沙漠旁的奉献者也是这样的。
    
    有牧民公然把研究所苗圃的篱笆扒了，牵马到里面犁地。还有牧民把志愿者历尽辛苦种上的几千棵小树给拔掉了。刚治理好的林地也被别人给圈占了。如此被无视和被侵犯，买下的地和被毁坏的田，对此地方的苏木领导只会敷衍上几句，只会以各种借口继续找他们“借钱”。至今他们早已交清承包费用的土地使用证还没有拿到。
    
    几年的风雨历程下来，苗玉坤用尽了自己的所能。牙掉了，头发也白了，他开始瘦得厉害。这种苦已经不再光是物资上的了。甚至连最早同来的3位辽河油田同事也走了，大学生在是否值得的怀疑中走了。下年春天最困难时，只剩下4位坚贞的志愿者。可以想象此时每个人刻骨铭心的痛楚，无论是选择离开或者是留下的。”
    
    他们在坚持。一种前仆后继式的悲壮。这些坚强的人没有退却。有的人又来了，又有了二十多位专职的志愿者，从各地的退休干部，大中专毕业生到下岗职工，甚至地方的农牧民。他们只是想做自己能做到的有意义事情，叫不叫“志愿者”的名头本与他们没多大关系。
    又一年多过去了，在我来到的时候，这里还剩有十位最坚贞的志愿者坚守着他们的信念，决不逃避。看着沙地上亲手种下的小树苗一点点长高，这绝对是苗所长他们复出后最大的快乐。
    
    可毕竟每个人会都有自己的另一个家。
    为了治沙，两个孩子高考时，苗所长和老伴都没在家，结果女儿中专没考上，儿子大学考得不理想…… 。“苗所长的儿子苗笛刚大专毕业，就跑来当了志愿者。他曾因没有太认真做所里的网页。过年前，苗所长要赶他走。在冬天，别人合家团圆的时候，穿这他那已经破成了两截的鞋子飘泊他乡”。可后来苗笛还是回来了，夏天还帮着防“非典”。不久前苗所长的朋友在家里帮他找了还不错的工作，城管。毕竟孩子还有许多自己的路要去走。
    
    苗笛的姐姐很秀气，在泰山做过山地导游。可最后连找的对象竟还是这里一个帅气的志愿者。据说当时苗所长不同意，他不想让下一代陪自己付出。小俩口只能离开研究所回到东北，作点小生意。还是心疼治沙的父母，最后还是回来帮忙了，带上了一岁多的女儿。大人多苦都行，可孩子总要花销吧，狠心把长春家里住的房子都租给别人。
    
    在干旱，大风，冷雨，冰冻和“十月雪，赛如铁”的日子里，在春天解冻后铁锹都拔不出的“二阴地”上。这群理想主义者硬是在开出的两百亩苗圃中培育出北京杨、赤峰杨、速生杨、新疆杨、欧美杨、大叶金丝垂柳、馒头柳和侧柏等十几种苗木；成功种活了俄罗斯饲料菜、美国苜蓿草，优质籽粒苋等适合当地的新品种；六七十亩农田也被开出来了，种上了玉米，豆子，地瓜和蔬菜。
    
    每年春天，他们从各处找来甚至要买来树苗。为了节约，每棵小苗还要再断开，一直分到香烛那么长，再栽进沙里去。然后再挑水浇树苗，甚至24小时换班连续几个通宵浇灌。两千年大旱，树死去十之八九，苗所长等大哭，但又接着种下新的小生命。树苗接着被大风吹走，被沙丘埋没……
    屡败屡战需要何等的勇气。至今在三千多亩沙地上已经被这群不是农人的志愿者种下了4万多株白柠条，2万多株沙棘，栽种和补种下了50万棵树苗。成活的树苗已有长到六七米高的了。
    
    地方政府部门也许有些冷漠。在一次座谈会上，苗所直率地批评当地蒙古族领导“你们有喝酒的时间没有种树的时间，有喝酒的钱，没有种树的钱”。
    他们也许过于弱小。但这个充斥着理想的家园也曾吸引过许多环保者的关注。
    新千年苗所长获得内蒙古唯一的“保护母亲河先进个人提名”。南京理工大学，东北农大等高校把这里选作了共建的“大学生绿色营”基地，上海复旦大学等邀请苗所长等到校园进行关于荒漠化的巡回演讲。暑期会接待十多所大学的师生前来进行考察，劳动，作课题的社会实践，绿色环保的种子又被从这里带到了四方。
    春季植树的时候，会从东北从北京等地赶来两三百位志愿者帮着种树。人多时甚至要打地铺和睡在车上，连吃饭都要分班去做了。一些地方媒体同期也会相应做些宣传。竟然还是女孩子来得多。
    
    虽然他们需要的是荒漠化而不是自己被关注。但大家都热闹的来了，他们会感受到了一种存在价值或者精神的动力吧。志愿者或者暑期大学生们要走了，也会是最让大家难受的时刻，往往双方都要过一次感情关了。志愿者们多是一群有着丰富感情的人。
    “今年非典，没有让学生和其它人来了。心里会感觉空荡荡的”。苗所长告诉我。我理解这种感觉。就象自己今天也已无法割舍掉这群志愿者一样。
    
    热闹的时间总是短暂的。现实中这些志愿者的个体是平凡的。强大的是他们勇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一种社会上稀缺的志愿者文化被他们所演绎。他们携手站了出来，去面对被许多人或是有意无意忽略的东西。我爱做和我要做，“同舟共济三人行，唇齿相依披肝丹“，一首志愿者写的七律中有这样两句。
    
    香港乐施会愿意提供46万元资金，可这些困难的人们把却把钱让给了当地柯德河的50户蒙古族老百姓。“让他们种树，不让他们放牧。”志愿者教他们用高产草籽种植人工牧草，买回能圈养的奶羊让他们喂养，指导他们为今后的收益每家也去种5亩树和10亩沙障。要不能带动他们脱离贫困，沙化的矛盾更加无法解决了。
    “对那些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系的人们讲环保，我会有一种负罪感”。梁从诫先生这样说过。我再次为这些志愿者们鼓掌。
    
    （待续）
    
    附图：罪魁祸首之一
    
    使大片草场变成沙漠的山羊。
    内蒙古历史上是不养山羊的，它们会刨掉草根。
    为了羊绒，我们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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