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任国庆一样奉献在高原
——记西藏广电局的几位援藏干部
从２０００年７月起，地处东海之滨的江苏省和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自治区两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开始集中报道一个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随着中央级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在其影响力巨大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等节目里的宣传报道，这个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为更多的国人所传诵。
这个先进模范人物叫任国庆。
不久，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西藏自治区党委、江苏省委就先后作出向任国庆学习的决定，并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援藏干部”等光荣称号。
最近,笔者在任国庆工作过的西藏广电厅等处采访，发现西藏广电局的许多援藏干部和任国庆一样默默地奉献在西藏高原。
西藏广电厅现已改名为广播电影电视局。现任局长李永发告诉我们说：严格地讲，西藏的广电事业是从１９５９年开始的。当时，大量的汉族干部被调到广电战线上；后来，又逐步吸收了一些藏族同志；现在，则是藏族同志占多数了。据初步统计，从１９５９年到现在，从内地到西藏援助广播电视建设的汉族干部有１２００多人，其中有２０多人已经长眠在西藏这块土地上。在这个战线上，有很多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汉族同志。相比较而言，任国庆是最突出的一个。他勤勤恳恳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张小平：新来的老西藏
张小平属于和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一种人。他称自己是“新来的老西藏”。其原因是现年５８岁的他，在１９９５年作为中央直属机关第一批援藏干部到拉萨工作之前，就已先后１５次到过西藏了。
张小平的名片上写着他的职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西藏广播电影电视局副局长；职称：高级记者。特别之处是名字下面的四个字：援藏干部。笔者两次去西藏，见过不少援藏干部，名片上直接标明“援藏干部”身份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谈起自己的援藏经历，张小平因缺氧而显得缓慢、吃力的语调中同样流露出自豪。他告诉笔者，第一次到西藏是１９６３年春天，当时他还是中央民族学院的一名大学生。１９６５年大学毕业，他被分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从那时起到１９９５年来援藏，又先后来了１４次。他说，这１５次当中，主要是作为一名记者来采访，但也有几次是“出差”。而就是这几次出差办了两件事：一件是筹备中央台对西藏的藏语广播，另一件是筹建中央台驻西藏的记者站。听完介绍笔者才恍然：原来张小平区别采访和出差的标准是写不写报道。其实，采访又何曾不是出差呢？看来，张小平是个认真、仔细的人。
１９９４年７月，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用“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办法选派干部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１９９５年以来，１５个对口支援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４０多个部、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先后两批共选派１２６８名干部进藏工作。张小平即是第一批援藏干部中的一员。
那是１９９５年，５３岁并已是厅级干部的张小平主动报名参加援藏。这个年龄已经超过了中央组织部有关厅级干部援藏年龄在４５岁以内的规定。自治区领导知道后，对这位熟悉西藏情况的记者老朋友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说“小平来我们欢迎，他不受年龄限制。”中组部自然也就批准了他的要求。张小平因此成为中直机关第一批援藏干部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人。当年的《人民日报》还发了一条消息，报道了此事。１９９８年，到了第一批援藏干部轮换的时候，按规定，张小平完成了三年的援藏任务，该回北京了。但西藏自治区提出，要留下他再干一轮（３年）。他二话没说，服从了组织决定。
张小平对笔者说，以前的１５次进藏，加上后来在西藏工作的５年，使他有机会接触西藏、了解西藏。西藏是一部百科全书；西藏有一种魔力，是一种诱惑。他愿意更多地接触她、了解她。距明年的第二次到期还有大半年时间，他要坚守岗位，站好最后这班岗。
万鹿双：年轻的老西藏
在西藏，人们通常将援藏干部分成三种类型：一类是大学一毕业或一参加工作就到了西藏的人；第二类是老西藏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第三类是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实行三年一轮换的援藏干部。按照这种分法，万鹿双自然也成了笔者的一个采访对象。
屈指算来，１９６８年出生的西藏广电局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万鹿双，已在西藏生活了２８年。作为援藏干部的第二代，他在内地由爷爷辈抚养至４岁，便来到了西藏的父母身边，然后在西藏长大，上学、参军、转业、工作。如今，万鹿双在西藏成家立业，开始了其父辈之后的第二个轮回。
万鹿双长相瘦弱，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西藏长大的他性格倒很直爽。对笔者的提问，他几乎不需思索便能快人快语地答复。以下便是他对一些问题的回答：
问：请你谈谈你的工作经历。
答：１９８６年底在拉萨入伍，１９９０年转业到广电局，从事机要秘书工作，一直干到现在。在部队入的团、入的党。
问：你有孩子吗？孩子由谁带？
答：有孩子，今年两岁半，是女儿。现在留在内地她的祖父母身边。在西藏，汉族年轻人普遍有小孩没人带的问题。我们要忙工作、忙事业，而身边无老人。请保姆，一是请不起，二是保姆能否带好也不知道。大部分人甚至可以说十有八九的人，都是把孩子放在内地，大一点后再带到西藏在自己身边上学。这样孩子以后可能就会留在西藏工作。因为孩子的户口、粮油关系等都在西藏。
问：长大后去过内地吗？在西藏工作和内地相比较有什么不同？
答：我们有休假，回内地看望父母时也能看到内地一些情况。在西藏待久了，也许是信息的不灵通，思想不像内地那么超前，脑袋也没那么解放，甚至有些死板。但人还是本份的。在内地，为了工作、事业，人们一样很辛苦，一样地需要奋斗。只不过内地的氧气比西藏多，物质生活比我们优越。在西藏久了，会得一些高原病，如多血症、高原性心脏病等，人的血浆会很粘稠，心脏也会变大。人们都是这样说的。我也没想那么多。好在我的体质还不错，４岁到西藏，到现在已经２８年了，很少生病，感冒药也很少吃，还比较适应。
朱喜盈：献了青春献终生
朱喜盈现任西藏广电局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办公室工作。他是１９９８年底从拉萨市所属的曲水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任上，调到广电局工作的。
采访朱喜盈开头的一幕颇具悲剧色彩。当时，笔者出于职业习惯问了一句：“朱主任，您今年５０几岁了？”就这轻声一句话，把这位山西大汉问得连叹了几口气。
原来，朱喜盈今年才４４岁，系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生人，比笔者才大３岁，可看他的脸，怎么都像５０大几的人。
采访就从这个话题开始。朱喜盈告诉笔者，长期在西藏工作的人，看上去年龄要老１０岁，寿命也要短１０年。而且，长期在西藏工作，即使调回内地，也有一个长达３年的适应期。一旦过了这３年，基本就能继续活下去。有相当多的同志适应不了内地的气候气压，在这３年适应期内去世了。
朱喜盈是１９７６年从山西农学院毕业，响应党中央建设边疆、保卫祖国的号召进藏工作的，至今已经在西藏工作了２４年。他告诉笔者，当时从山西一起到西藏的一共有２１个人。如今，这２１人中有的调回了内地，有的去向马克思报到了，在西藏工作的还有５个人。
朱喜盈对笔者说，他一到西藏，便在远离拉萨的西藏农学院任教，一干就是１２年。在此期间，既当教师，又搞科研，出了一些成果，获得过省级科技进步奖二、三、四等奖各一项，还获得农学院科技进步奖三项，教出了一批学生。１９８８年组织上调他到自治区科委，５年后，又调到曲水县担任副县长，１９９５年起担任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朱喜盈说，说实在话，不是自己觉悟高，不想走，而是组织有安排不让走。每次有内调机会，领导总是说，你们是骨干，离不开。他说，自己是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安排。现在，朱喜盈全家三口人分在三个地方生活：妻子１９７９年到西藏工作，干了２０年，于去年内调回故乡山西；女儿在西藏长大，现在陕西念大三，明年毕业后也可能回到西藏来。朱喜盈讲，援藏干部中有两句话：“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他说，他也会这样做的。
高连忠：“三个斗争”显精神
高连忠原是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电视中心的副主任，现任西藏广电局总编室副主任。他今年３４岁，于１９９８年７月进藏，属于中央直属机关第二批援藏干部。
高连忠身材有些矮小，外出时喜欢戴一顶藏式帽子，再加上一副眼镜，乍一看，常被误认为藏族小伙子。
谈起两年多来的援藏工作，高连忠用“三个斗争”为自己作了小结：一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他说，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在来西藏前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比如高海拔地区的含氧量是多少，会出现哪些疾病，对身体有哪些伤害等等，对这些都作了一些了解，查阅过许多资料。尽管如此，真正人到了西藏，还是适应不了。高连忠说，有两个问题曾使他伤透了脑筋。一是缺氧。他说，有人测算过，拉萨的空气含氧量，与低海拔的平原地区相比，夏天时为６８％，而到了冬天，仅有１／３多一点。他指着屋外说，一到１０月中旬，树叶就差不多掉光了。从那时起到来年春天树叶重新长出，这期间空气里严重缺氧，人走路都得慢慢地，一快就喘得不行。另一个问题是温差。高连忠说，拉萨白天有太阳时温度要比北京高，但太阳一下山，空气温度便急剧下降，变得很低，而屋里又没有取暖设备，晚上睡觉就得使劲盖被子。他说，刚来的那年冬天，两只耳朵全生了冻疮，白天一热，耳朵就发痒，手就不由自主去抓，一抓就破，结果两耳每天都在流脓血。
第二个就是和社会的某些现象作斗争，方式是忍耐。高连忠说，西藏不同于内地，在这里工作处处不能忘记民族和宗教问题；在工作和生活中，也会碰到一些误会、受些委屈，这些都要正确对待，不能意气用事。
第三个斗争就是和自己内心矛盾、犹豫作斗争。他说，西藏条件这么艰苦，自己又和新婚妻子分居两地，有时候真的感到寂寞、孤独。有一次，凌晨一点钟接到妻子打来的长途，电话那头，妻子在哭诉；电话这边，他只能边流泪边劝慰妻子。有时想想真对不起妻子。最离奇的事是他的一些同学和朋友误以为他援藏是在西藏挣钱多。这让高连忠又好气又好笑。他说，在北京，在他原来的单位，一个二、三流的电视摄像，在外打工、帮忙挣钱，每天的报酬起码一两百元，而他到西藏后，除了在北京的那份工资，每月仅有６００多元的补贴。他说，要是为了钱，谁都不会来。

由于时间的限制，加上笔者本身也有严重的高山反应，对任国庆同事的采访仅限于几个人。但从他们身上，已不难看到广大援藏干部的精神。他们以对祖国、对边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热爱，放弃内地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默默奉献在党和人民所需要的岗位上。
牦牛是西藏特有的动物，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而著称，因而深受西藏各族人民的喜爱。拉萨的北京中路，有一座牦牛的雕塑。西藏人民将这座雕塑命名为“高原之宝”。笔者认为，千千万万个援藏干部，他们的吃苦忍耐精神和牦牛何其相似，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在这里，笔者不由得向援藏干部们道一声：多保重！并遥祝他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刊于2000年10月5日《镇江广播电视报》，获2000年度全国城市广播电视报一等奖、2000年度江苏省广播电视报刊政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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