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对于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梦想。
我们从文学作品中了解西藏。若干年前，好象是八十年代的中期吧，我曾在福建出版的《中篇小说选刊》上看到一篇中篇小说，作者的名字和小说的标题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只模糊记得那是一篇关于西藏的小说，里面关于天葬的全过程的描写至今还历历在目。后来不久，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是在89年的学潮中吧，这部小说遭到了查禁，隐约记得当时的罪名好象是违反了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虽然后来这部书我再也没有看到，但雪域高原那神秘的文化和美丽的风景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即使是若干年后的今天，也一直挥之不去。大概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吧，媒体中关于西藏的报道多了起来，我便有了更多的机会看到有关于西藏的图片和散文。当我有机会接触网络之后，我在那个无穷大的空间里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以各种方式去了西藏，他们在网络上公开发表的日记、游记，更勾起了我对西藏的无限向往。2000年秋天，我和当时的州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姚本润去了一趟宁夏，因在北京转机的缘故，我们在新华社睡了一个晚上。那时，新华社的社长郭超人刚刚逝世，新华社大院里的橱窗里正陈列着大量的关于郭超人的图片。郭超人以前是在西藏分社工作，在他的一生中拍摄了大量反映西藏的图片，写了大量反映西藏的文章。在橱窗面前，面对着那些盘着英雄节的康巴汉子，面对着那些红着脸膛的藏族姑娘，面对着那些高耸云天的雪山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对姚本润说，我要去西藏。
但那时侯对于西藏的向往只是一颗幼芽，是新世纪初年突然从西而来的西部歌手和西部歌谣把我的这株幼芽浇灌成了参天大树。最早听到关于西藏的歌是郑均的《回到拉萨》。空灵的音乐渐渐响起，远处是一线雪峰，蓝天白云之下，一 位 红装女子若有所思地走来。郑均在歌中唱到，“那雪山，那青草，那美丽的喇嘛庙，每完没了地唱我们没完没了的跳”，“纯净的天空下飘着一颗纯净的心， 你不必为明天愁也不必为今天忧，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回拉萨， 回到我们阔别已经很久的家~~~ ”。这时候，我突然明白，我之所以要想去西藏，原来是想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家园！再到后来，韩红出现了， 从她肥胖的嘴里流出的天籁之音，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根根绳索， 这些绳索把我紧紧缠绕，我的 灵魂已随着这些美妙的音乐飘向了九宵云外。 我再一次地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去西藏！
哦，家园，我心灵的家园！原来我心灵的家园早以迷失了呀！怪不得我沉默，我浮躁，我活得不耐烦了——无数次，我曾面对着山野孤独地狂吼；无数次，我曾在夜里无奈地失眠——原来我心灵的家园已经迷失了呀！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才能又不容忍才能，需要智慧又不尊重智慧，需要忠诚又不任用忠诚，需要思想又不解放思想。我们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无所适从的三维空间里，我们在看到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虚假和罪恶。污浊的空气，忙碌的应酬，虚伪的表演和不负责任的唯唯诺诺，早已使人心身疲敝心力憔悴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是其本分，但现代社会对这些似乎不是很感兴趣，奸诈和虚伪好象比勤奋和忠诚更为吃香。在99年和2001年间， 我和我的 徒儿曾就一些社会问 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那时侯，我们把自己比喻成为党和国家的一条狗。这是两条好狗啊，外可以牧羊打猎，内可以看家护院，用现在时髦的话语来说，这是两条忠诚的狗 ，这是两条具有开拓精神的狗 ， 但也是两条无奈的狗。所以我们曾在好些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仰天长叹报国无门。好在我们在现实中还没有堕落，我们一直在艰守着最后的阵地。有的人为了升官，有的人为了发财，有的人是在挖空心思为了挖国家的墙角，而我们哩，则是再苦苦寻找心灵的家园，这没有什么可以眼红和责怪的，自嘲一下，勉强把它叫做各自的生活态度吧。
就象有些人当了官还要寻找机会当更大的官一样，就象有些人发了财还要寻找机会发更大的财一样，就象有些人家里已经有了老婆还要寻找机会包二奶一样，就象有些人天天大把大把地用国家的钱还要寻找机会再大把大把地用国家的钱一样，失魂落魄的我们，去寻找自己的心灵家园吧！
于是我们就寻找机会。
2001年国庆，我的顶头上司，花垣县委宣传部的常委部长吴兴花在江苏溧阳挂职，部里的同志在黄志敏的带领下去溧阳看望她，他们从江苏上海等地玩回来时，我和文化局的李强开车到怀化去接站。当时，我和我爱人范秀丽一起驾车去接，在湘西凤凰和怀化麻阳间的一个急弯处，我的前面突然冒出一辆摩托车。说真的，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我顺势把车往右边靠了靠，当我回过神来时，只看见摩托车一辆接着一辆地迎面开来，那飘扬的彩旗和逶迤的队型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是骑着摩托车结队出远门。我当时的那个激动阿，真是用语言无法来表诉。记得我立马下了车，站在公路边用立正姿势向他们行礼。在车上我试探着对我爱人说，我也像他们一样骑着摩托车到西藏去如何？本以为我爱人她会反对的，谁知她沉吟片刻竟爽快地答应了。她说，你一个人去啊？我说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去，但究竟谁会和我去呢，我心里其实也没有底。
回到花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把骑摩托车去西藏的想法对花垣县电视台的记者袁昌俊说了。说实话，当时我并不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反响，谁知他听完我的话以后竟然对我说，我也早就想到要去西藏的，我和两个弟兄已经策划好些日子了，现在你有兴趣，改天我们约约，一起扯扯。这真是个意外收获。大概是2001年11月的某一天吧，我、袁昌俊、陶辉泰、陈光和以及我现在的徒儿以前当老师时的学生龙慧勇我们在西门上的安子性肠馆相会了。安子性肠馆十分地破旧，根本就不象一个餐馆的样子，但他经营的性肠火锅是花垣的第一名吃，因而生意也还不错。那是个冬日下午，外面阳光灿烂，但低矮的馆子里却十分的阴暗，我们就坐在狭窄的阁楼里，把去西藏的事情很粗略地扯了一篇。
2002年春节前，全县上下都在“为了总理的嘱托”而忙于退耕还林，所有机关干部也全都下到相关的乡镇去督促落实，前前后后反反复复搞了好几次。因我主管全县新闻，袁昌俊又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所以大家都忙，一时间也没有时间聚在一起商谈具体的事宜。2001年11月26日，搞完乡镇的机关干部全部移师古苗河炼山，因为我与袁昌俊属于同一个战线，所以我们有机会在山上会面了。那时的天气有些阴晦，似乎还刚下过一场冬雨，上古苗河的路还有些泥泞。在山上，我看见袁昌俊骑着一辆摩托车，钱江的，性能还不错。我问就骑这样的摩托车去西藏，他说是的。于是，我在和他们筹划去西藏的同时，也在筹划买摩托车的事情。
春节过后，我们在茶楼酒馆里有聚会了好几次。他们去西藏的决心比我还要坚决，陶辉泰甚至还说，你们不去，他和陈光和两个都要骑车去。2002年3月1日，我在我的学生张光健开得诚信摩托车行提了车。车是重庆产的的雷力斯，精通系列的150型。在这之前，袁昌俊、陶辉泰已有了车，陈光和在我之前买了车。本来龙慧勇也是要去的，因为他感冒老是不好，加上我们又在一个单位，而且都是搞新闻的，担心两人都走了工作没有人搞，他于是就放弃了。
考虑到五一放假的因素，我们准备4月底出发，这样就可以少请一点假。从3月1号开始，我就全力投入到出发前的各项筹备之中。在全国分省市的公路地图上，我设计了三条进藏的路线。第一条是由湖南经重庆、四川到西藏，第二条是经湖南过贵州由四川到西藏，第三条是由湖南横穿贵州云南进藏。我把三条路线以及经过地区的相应里程全都打印了出来，交给大家揣摩参考。在着期间，我们还跑了重庆的秀山，以训练速度和编队。
说实话，当初的想法还是想弄一点赞助什么的。我们设计了“古苗河与我同行”、“中国湘西凤凰”等几套方案，但在运作的过程中还是碰了壁。湘西凤凰通过中国南方长城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炒作，已经如日中天，他们并不在乎我们走西藏的这点广告效应。而我们花垣县的古苗河呢，则根本不想做什么广告。其实我们并不是狮子大开口，我们的预算可以说精打细算十分地精确。我们最初计划是8人，每人每天最终费用以100元计，前后时间以30天计，累计费用为24000元。但古苗河公司说没有钱，最后答应的赞助只有区区1000元。我们没有要他们的赞助，最后的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后来我们沿途所至，没有一个地方不比古苗河要强百倍。没有古苗河的赞助，我们反而游得更加自在，因为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呀：要是打了古苗河的旗号，人家要是问我们，古苗河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们还真的无言以对哩！
最初定的日子是4月23日。离出发的日子大约还有半个月吧，袁昌俊说，修车的二牛要加入，以前我认识的肖连辉也要加入。二牛的加入我十分地高兴，因为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个懂得机械的人了，长途远征，保不了路上要出一些问题，万一车子有了问题，没有一个修车的，那真是只有喊天的份了。肖连辉我们认识已有十多年了，那是85、86年，他那时还高中刚毕业不久。后来一直没有过多地接触过，我调到县委宣传部以后，他和他姐开洗胶卷的店子，有一段时间，我的胶卷就在他那里冲洗。他的脾性我不太晓得，只知道他以前曾搞过艺术。他们两个加入不久，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他说他叫石兴国，是市场服务中心的，听说我们要去西藏，向我咨询需要些什么东西。我就把情况给他说了，他就告诉我他也想加入和我们一起去，但还没有买车。石兴国我是熟悉的，虽然没有谋面，但他这些年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的新闻图片，他的舅舅麻建锋我们铁哥们，他还向我多次郑重的推荐过。我本以为他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是来不及准备的，谁知在出发前的一个星期，他不仅买了车，还去交警队办了照牌。这真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而今这样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肖连辉还没有买车。据袁昌俊说，有一天他到诚信车行去看车了，车也看上了，价也谈好了，但最终还是没有成交。我催问了好几次，袁昌俊说他不准备买新车，准备买一辆二手车。二手车就二手车吧，只要性能好，在价钱上还划算一些。我当时确实也是这样想的，但这是错误的，以后的实践证明，跑这样远的路，千万马虎不得。其实，当初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莲子是有些乱弹琴，修车时他换了旧链条，我们都在二牛那里检查车子时，就他一个人说不要检查——就是临出发时，他也只是对他妈说和几个朋友骑车到重庆去玩几天，压根就没有提要去西藏的事情。莲子的乱弹琴在今后的行程中还真叫大家难为情哩，当然，这是后话。
原定的4月23号出发的日子又要改变了，因为我23号恰好要在州里的《团结报》去开记者会。这样的会议确实也是无关紧要的，但一年一度，弟兄们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团聚一回，所以我就决定先开会然后再走。那天下着整天的雨，哗哗啦啦地，搅得人心神不安。在下午的会议上，我忽然心血来潮，就在会议之上起草了一个协议。协议的标题是，《湘西人摩托车俱乐部走西藏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一是这次走西藏活动没有任何单位组织，也没有任何单位赞助，完全是7人的自觉、自愿、自费的行为；二是强调所需经费、所需车辆、所需物品一律自己解决，有单位的人员所需要的假期一律自己向所在单位请假，每个人都要得到家人的同意才能出发；三是鉴于大家是一个集体，又都是相互熟悉相互了解的人，大家在行进的途中有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相互帮助的义务，但7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人为的或者自然的原因造成了伤害，在责任上都与其他6人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我把这份协议就草写在《团结报》文件的背面，散会以后就到州政府的门口复印了7份。散会后，我晚饭都没有吃，直接搭面的回到了花垣，因为他们在333茶馆里等我啦。
在吉首边城宾馆房间里整理东西的时候，我的“老板”打电话对我说，去西藏有两大难以解决的问题可能会要了我的命，一是藏民强悍，他们仇视汉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因打架斗殴而丧命，二是青藏高原海拔高，内地人去了会有剧烈的高原反应，弄得不好也会丧命。她那时和黄志敏以及文化局的同志刚从云南的香格里拉回来，说气闷流鼻血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其实这些问题我早就有了打算。先说民族关系问题吧，藏族是一个全民姓教的民族，藏传佛教已经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一个信奉观音菩萨的民族，一个一辈子苦苦修行要行善的民族，会凶悍到哪里去哩？我认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不守法规的人，都有流氓和烂儿，一个地方出了一两起抢劫案甚至是凶杀案，难道就可以说这个地区的所有的人都是强盗和土匪？花垣这些年的案子不可谓不多吧，但领导在做报告的时候还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如何如何的稳定，而实际上，稳定还是大局嘛。再说高原反应的问题。在以前，在科技和医药还不是十分发达的时候，也许高原病还真是一种致命的病，但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我在网络上知道，只要准备充分，注意休息和保暖，一般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所以这一点我一点也不担心。我正在解释的时候，我的手机没有电了，因要冒雨急急赶回，也就再没说起。
赶到花垣的时候已是晚上10时左右。我是搭交警队石邦银的车回来的，我们是很好的朋友，80年代中期我们曾一起在麻栗场中学教书，他去吉首就是给我们去取行驶证的。先前我是准备打面的的，刚要出发时他打我的电话，说等我一起走，于是我们就同车回来了。一大屋人坐在333茶馆里，一半是去西藏的人，另一半是去西藏的人的爱人和小孩。我爱人到泸溪学习去了，只我是单身一人。大家决定，不管24号，也就是明天天气如何，我们也要出发。先前我们是托莲子去买胶卷的，现在他带来了，需要的人就按需要交钱拿胶卷。我看家属都在，就把复印好了的协议拿了出来，先简要说明了一下后就把协议交给大家商议。只商议了一会儿，大家没有表示异议，于是就都签了字，交给我一起保管。
回到家里以近12时，雨还在哗哗地下，把所需的物品全都装在一个大号的登山包里就去睡觉，但怎么能睡得着呢？
我们打的旗号是：湘西人走西藏。
走西藏的七名勇士是：张明华，袁昌俊，陶辉泰，陈光和，肖连辉，二牛，石兴国。
他们的职业是：张明华，花垣县委宣传部干部，记者；袁昌俊，花垣电视台记者，专栏主持人；陶辉泰，花垣县统计局干部，退伍军人，摩托车发烧友；陈光和，花垣县卡地农校教师，退伍军人，美术爱好者；肖连辉，自由职业者，摄影师；二牛（请原谅牛哥，我现在还不知道你的 大名，但你对弟兄们的情感和你在川藏线上青藏线上的无私付出，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民营业主，专业摩托车修理师；石兴国，花垣县市场管理中心干部，摄影发烧友。
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宫；用雪山之水把我的心洗净，在高山之颠把我的魂唤醒~~~那雪山，那青草，那美丽的喇嘛庙；没完没了地唱我们没完没了的跳；那雪山，那青草，那美丽的喇嘛庙，你不必为今天愁也不必为明天忧；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回拉萨，回到我们阔别已经很久的家~~~这是郑均的《回到拉萨》，走吧，走吧，让我们去拉萨！走吧，走吧，让我们去赴我们的心灵之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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