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极端体验：世界最高大河雅鲁藏布江http://bbs6.sina.com.cn/cgi-bin/newsoul/漂流磨难亲历记》
    第四部分 生死大峡谷
    第二十四章、走出“大峡谷”
    这位央金书记堪称大峡谷瀑布通／我告诉老板娘我只能给她5块钱了，但是你必须得让我把话说完／竟然全体在两天前都赶往拉萨了，没有留下一个人等我。操！这帮厮们／更桑竟然以为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压缩饼干／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在闪动。车开了，我的泪流了出来／我们一直羡慕有加的“国家队”竟然也为钱所困／和“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一样，竟然又出现和美国人争谁第一个“发现”的局面，甚至扯到事关民族尊严／我是“权威”我怕谁？／据我所知所见，大瀑布的“发现者”应该就是当地的门巴、珞巴同胞或其他先行者／成熟的探险精神，才有助于我们的民族尊严。这与个人心愿及轰动效应应该无关／大瀑布的有关“发现史”／我们国家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考察情况／最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这个峡谷，而不是记住我Richard·D·Fisher，或是哪个中国人／就像你站在一朵美丽的花面前，你会情不自禁地吟诗赞叹。
    
    我一直很后悔那个晚上，在次登多吉家，没能和央金书记好好聊聊。
    那天，刚一走出恐怖地带，我的惰性就占了上风。吃饱了“驳东”，聊了没一会了，我竟然眼皮又直打架，只想继续睡觉。强忍着问了问美国人的事，问了他们当地人对瀑布的看法，央金书记说：……瀑布，多多去了……看我哈欠连天的样子，书记告辞。
    我接着呼呼大睡。
    现在，我一直很自责自己那天怎么就那么多瞌睡？？为什么不能忍一忍和书记多聊一会？后来，我知道了不管是“国家队”还是老外“发现”大瀑布，都和这位央金书记关系密切以后，这位央金书记堪称大峡谷瀑布通，就更不能原谅自己。
    实际上，对于外来者，要想寻找大瀑布，当地人，特别是央金书记这样的人，都是决定性的。没有他们，任何外来者要想找到瀑布，几乎都可以说是纸上谈兵。
    再后来，从“国家队”发表的文字我才知道，央金书记不仅是庞大的“国家队”寻找绒扎瀑布的77个民工的负责人，还在作家金辉先生和记者徐进先生组成的小分队寻找秋古都隆瀑布的行动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当时，返回大本营后，金辉先生曾特别请求领导，要求多付给这些门巴人一些酬劳，因为如果没有他们，老金说：“我们恐怕就回不来了……”
    种种迹象表明，事实上，“国家队”在春季的“预察”时或者更早以前，就从央金书记以及他们这些当地人嘴里知道有绒扎大瀑布甚至别的瀑布存在。
    关于央金书记，当事人汤海帆先生在他的著作里这样描述他们到达门中村找到他时的情形：“……央金的一身打扮很不协调，一顶绿军帽，皱巴巴，已褪色的灰中山装，腰上扎一根粗绳，别着一把易贡短刀。我们找到他时，他正手扶木犁，驱赶两头牛在自家玉米田里耕作。
     经多穷翻译得知，1996年，曾有两个美国人到过门仲村，请央金当向导从村里向无人区走了四五天，在峡谷中雅鲁藏布江上看见的瀑布，他用手比划有自家木屋的三倍那样高，门巴人的木屋为防潮，都用木桩架起，足有10米高。
    据央金讲，当时美国探险者让他不要把见过的告诉别人，因为没带摄影器材，他们说一两年后的秋季还要来大峡谷……”
     这些，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我非常后悔没有和央金书记好好聊聊好好采访一下。
    当时，在次登多吉家，次日天刚亮我就已经吃完免费早餐和更桑早早上路。
    记得天亮是8点，大约下午16：30我和更桑就走到了川藏公路上的排龙。
    门中到排龙那段在一些著作中被描写的险象环生的险途，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记得大约过了共计5个吊桥吧，有一个大滑坡有点吓人而已。就这些吧。
    印象深的是那天感觉走的极累，特别是最后看到川藏公路的时候，脚痛的几乎踏不下去。似乎已经到了极限，一步都不能多走了。这可能是从绒扎瀑布回来那天的路上下山太猛，也可能是快出去了，精神一下子松懈了。
    印象深的还有在途中遇到送“国家队”出去以后返回的民工，有几个是从巴玉去错代的路上见过的熟人，他们热情地随手递给我们烟抽。
    我赶忙接过来点上。美极了。
    但是给更桑的，他竟然没接。
    为这个，我起码埋怨了更桑有10分钟：你不抽，接过来拿手上，等他们走了给我嘛……有烟瘾的人都知道，断烟有时候甚至比饿饭还难受……
    一到排龙，我第一件事就是给更桑买了一听健力宝，4元。买烟2包，5元。又买了两块压缩饼干，4元，感觉特香。——都感觉便宜极了。
    我们比胜利会师后的“国家队”的庞大队伍晚一天走出了大峡谷。
     到达排龙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运气很好地拦到了一辆小车奔向八一镇。
    一路上走走停停，这段川藏公路最险的路段，我也没什么深刻印象。只觉得坐汽车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记得那段路途泥石流一个接一个。总是堵车。晚上，在一个不知什么地方，很多车堵了很久很久。
    21时许终于赶到鲁朗乡，司机要吃饭。
    饭后，那辆车却丢下我们开走了。
    后来，饭店老板说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给钱的缘故吧。
    在那个菜蔬丰盛的饭馆我和更桑每人吃了一碗的面条，老板给了我们优惠价，只收5元。记得我和更桑喝了很多面汤。还是很饿。出去街上转，买了2块压缩饼干，1991年产，2.50元，又比排龙便宜多了。风卷残云很快就又没了。
    到鲁朗乡就可以打电话了，那个饭馆就有电话，收费标准是每分钟1.50元，另收座机费2元。
    我告诉老板娘我只能给她5块钱了，但是必须得让我把话说完。我尽量说短一点。
    老板娘想了想同意了。这是一个好人。
    很快通了拉萨的林洁，好消息是我们“雅漂”一、二分队已经顺利汇合，大家都安然无恙。坏消息是，竟然全体在两天前都赶往拉萨了，没有留下一个人等我。操！这帮厮们。
    我自然无比愤怒。
    林洁说：你别怨杨勇，你别怨他们，他们也都已经没钱吃饭了……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等你。……他们从林芝走了这么久了，按道理早该到拉萨了，但这阵子还一点消息都没有，不知道路上又怎么了？尚吉凶未卜……林洁反复给我说，大家其实都很为我操心的。不等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和林洁约好等我明日到八一镇再想办法。
     我们终于在拉萨汇合，当天晚上就开会宣布各自想办法回家，因为所有的钱都光了，最简单的一顿饭对我们都是巨款。杨勇做总结，没说两句，哽咽了，泣不成声，这是我认识他4年来唯一见他落的一次泪……
    杨勇对我说：不是我不管你……真有事，我们会再回去找你。我知道你不会有事。
    我说：你别说了，我知道……
    我的气早已消了。我知道，当时的情况，换我也会那么做。按我们“民间队”在大峡谷的条件，不管是谁出了事，都只有来年再寻尸骨。
    幸好，这些现在都可以笑谈了。
    
    在鲁朗的那天晚上，其实那个饭店也是旅馆，但我们没有钱了，只好在后院搭帐篷。老板娘真是个好人，甚至让我们用热水洗脚。饭馆在放录像，更桑坐在那里看着一直不想走。我独坐饭店后院的帐篷里，浮想联翩。
    第二天，我们在老板娘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搭上了一辆拉木头的车。
    我和更桑“扛大厢”，开始坐在木头顶上。车开，风一吹，冷极了。但还能忍受。
    翻色齐拉山时，随着海拔的升高，冷得就不堪忍受了。便只好爬进大木头和车厢前挡板刚好能容下人的一个空隙。这样，就一直担心要来个急刹车，大木头往前一撞，我们就成肉饼了。但是在太冷了。只好这样提心吊胆的麻木的呆着。
    每分钟都提心吊胆，但是真冷啊，只好缩在那里缝里。
    我和更桑一直运气好，阿弥陀佛保佑，安然无恙到了八一镇。
    找到邮局，正琢磨怎样才能免费给林洁打个电话，一看，八一镇竟然也通200卡、磁卡，喜出望外。我一直很奇怪我在派区曾两次精简重量，一张纸都不会多带，怎么竟没减掉证件里夹的磁卡？
    一切仿佛都是注定的。就是留在这时候用的。
    幸好有这个磁卡。电话打通林洁，她安排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竟然是我去找“国家队”我们和她都认识的朋友借钱，曾一起在神农架找过“野人”的《中国环境报》记者杨西虎很够意思。下午５点半，顺利在杨老师那里拿到钱，我一下子成了富人。
    买了次日一大早到拉萨的班车票，付了更桑的民工费，接下来的我的愿望就是要好好请更桑吃一顿。
    在一个小餐馆，我正在点菜，更桑却不见了。
    等了半天回来一看，刚拿到工钱的他，竟然给我去买告别的礼物去了。
    买的东西如下：压缩饼干若干，川曲酒一瓶，啤酒两瓶……
    我很感动又有点莫名的伤感：大峡谷这一路上，更桑竟然以为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压缩饼干。——可能是因为在大峡谷里面这一路上，我一直舍不得吃那最后的压缩饼干，走出峡谷从排龙到八一，我最喜欢买的也是压缩饼干吧。
    唉！他哪里知道这时候我只是觉得这玩意性能价格比最好，最省钱。野外生活多一点的人都有体会，不到万不得已，是没有谁愿意吃压缩饼干的。
    我却没有什么东西送他，清点行李，只好把手电筒、圆珠笔之类和除了身上必须穿以外的脏脏的衣服等等所有杂物都送了他。
    我查日记，那顿饭化了48元。
    记得更桑坚持他要来付，他说：现在，我的，钱比你多嘛……
    我感动的鼻子直酸。几乎是粗暴地坚持着我付了。
    第二天早上是6点的车，4点钟听见有车响，更桑就一骨碌怕起来下到院子里去看。
    他怕我睡过了，误车。
    他知道我误不起车也不能误车。
    这一夜，他都没怎么睡。
    更桑送我上车，依依惜别，我们很自然地行了个藏式贴面礼。
    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在闪动。
    车开了，我的泪流了出来。
    这是我在那一年唯一的一次流泪。
    
    真的令人感到很巧的是，班车到工布江达，上厕时，竟然又碰见“国家队”的人。后来，听队友讲，“国家队”很烦我们“无处不在”。
    车上这一天除了沿途正常吃饭，把更桑送我的那些零食吃完以外，我竟然还吃了四个大饼、一袋压缩饼干。胃口实在好的可怕。
    凌晨两点，象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我终于又回到了可爱的拉萨。
    拉萨的夜色竟然辉煌得一塌糊涂。
    虽是凌晨，沿街竟然仍有店铺营业。布达拉广场也灯火通明。街上仍然穿梭着众多的出租车。满目色彩斑斓。我不由得想，天堂也不过如此吧？！我似乎第一次看到了拉萨夜色现代化的一面，似乎第一次认识到拉萨已经成为一座真正意义的城市了。最重要的是：我，又回到了我熟悉的城市生活。一切都该结束了。我这回可以回家啦。这时候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的认识到我属于城市，热爱城市。山野对于我们永远只能是作作秀，客串客串而已。
     这是我们“雅漂”几个月来第三次回到拉萨。
    这也是我自己记不清第几次回到这个高原圣城了。
    这时的拉萨给我的感觉其大无比。
    破客车进城后走向车站的路似乎总也没完没了……
    几天后，我们在布达拉广场湛蓝的天空下，列队肃立，摄像机对着大家，杨勇一本正经对每个兄弟逐个进行总结，对每个人都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虽然有点作秀，但我听得出来，杨勇的每句话都是真诚的。
    仪式很短，杨勇说完那些，大家合了个影就算完了。
    在拉萨温暖的阳光中，在这个我们队伍“民间”后的出发地，我们完成我们“雅漂”结束仪式以后，杨勇宣布雅漂队正式解散。
    我有些茫然，愣神间，只见一帮家伙竟然把杨勇抬了起来，抛向空中。
    巧的是，我们刚一闹完，警车开道的“国家队”也来了……我的队友张涛在日记里记载道：……到底是“国营”的，场面非同一般。我们一离开广场，在大街上老远就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警笛声，一会儿有警卫开道的车队扬扬洒洒地开过来，好家伙，还是警车开道！披红挂彩的大小车辆上坐着神色漠然的英雄们。
     我们几个叫化子般的人站在路边，和路人一起仰视着高坐在车上的人，不时也傻里傻气地向他们热烈地挥着手。大概是身上穿的“雅漂队”的红色背心吸引了车上一个人的注意，他看了看我们，嘴里一下叫了起来：“（怎么）他们也在这儿……”，未等听清，车队已轰轰隆隆地过去了。我一下想起老林给我讲的，他们二分队在大峡谷里遇上几个“国营队”的人时，有个人也惊呼：“怎么到处都有你们（雅漂队的人）！”看来，他们没想到“雅漂队”的家伙们这么“阴魂不散”，连别人搞庆功仪式时都能神出鬼没地摸过来！
     据后来留在广场上看完“庆功仪式”的几个人回来讲，场面真是“隆重而热烈”：这个讲话，那个讲话，合影，掌声，鲜花，喝采，个个“身披英雄花，腰扎英雄结”……我想要再来几个吹唢呐、舞狮子的，这行头就全齐了。
     不过，据说好像没有宣布他们的“重大科学发现”，大概要回北京由CCTV或者新华社“郑重发布”吧。我想起了在大峡谷里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听到的一条“重大科学发现”： 中科院徒步穿越大峡谷探险队的一支分队在大峡谷中发现了一片——红豆杉林！当时我们刚听到有“重大发现”时，开始还很认真地听着，听完后却是一阵愕然，然后无不开怀大笑。全国人民不知道是怎回事，但同在大峡谷里的我们却觉得这“新闻”可太好玩儿了。我开玩笑地对其他人讲，我们要是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或跟了几个大电视台、大通讯社的爱“郑重其事”发表“重大发现”的记者，咱也“郑重其事”地向全世界发一条“重大发现”：98雅鲁藏布江吊命队在大峡谷白马狗熊地区发现了一片--木瓜林！不过，这算不算“科学发现”就管不了了，反正咱又不是科学家。
     今天的所见让我再次不明白了，为啥我一向仰慕的咱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变得跟记者一样喜欢炒作，喜欢这些花里胡哨好玩儿的东西了。
     不过，今天“庆功会”后肯定少不了一顿“百鸡宴”的，就冲这，足让我羡慕了半天。
     …… ……
    好了，我们现在不要去管张涛的牢骚。接着说件事——使我们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一直羡慕有加的“国家队”竟然也为钱所困：——《北京青年报》1999年5月13日专题报道说：《雅鲁藏布江科考专家处境尴尬》（中国合作新报记者　周濂　牟剑秋 本报记者　黎宛冰）1998年10月19日至12月10日，历时53天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今年4月份的一天下午，我们有幸结识了参加此次活动并徒步穿越过大峡谷的几位科学家，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主持这次活动的考察队队长高登义、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逸畴、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敬、中国水文专家关志华教授。本想了解一下他们回来后的工作情况及科研进展，谁知他们却出人意料地道出了一番苦衷。
    高教授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回来后，我们非但没拿一分钱的补助，还要想办法为这次活动还债。我们离开西藏时，欠了当地旅游公司30多万元，另外还欠了所有队员的补助费，其中特别让我不安心的是欠了10个国家登山队登山队员的补助费。如果没有这10个登山队员，我们这次科考任务是绝对完不成的。10个登山队员补助费以每人每天200元计算，合每人1万元左右；其他队员按每人每天150元，大概是7500元左右。如果每个队员都给的话，大概共需40万元。这样算来，就有70多万元的欠款要我们去还。
    ■高教授：为了尽快促成此行，我们当时选择了一条企业和科研相结合的路。这种做法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
    1994年，中国科学家探险协会发现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计划对大峡谷做一次科学探险考察。高登义告诉记者：当时我们把这个计划报上去后，科学院也觉得这次活动很有意义，但一直没表态要给我们经费，我们为了尽快促成此行，就谋求了一条科学考察和企业相结合的道路。经过接触，中国科学家探险协会与北京两家公司签订了375万元的友好合作协议书。这375万元包括经费、装备等一切物资。对此，我们从内心里还是非常感激他们的，因为现在企业出资赞助文艺、赞助体育的现象很多，但企业有勇气拿出钱来资助科学考察的却几乎没有。正基于此，我们对他们非常信任，我们决定不介入他们的工作中。
    北京的两家公司一直想为这次活动搞一个冠名队，到最后快要出发了冠名队还没有落实。这个时候他们找到××公司，该公司当时就答应出资160万元。临出发前，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这次活动的冠名就是 中国××雅鲁藏布科学探险考察队”。
    高教授说：“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作为冠名队的××公司只给了我们20万元的经费和一些实物，再加上北京两家公司前前后后给的130多万元，我们出发前就只有150多万元，这些钱对于我们完成此次科考活动是绝对不够的。10月23日，我们考察队就要从西藏的拉萨出发了，可是经费还是没有全部落实。当时在西藏负责接待我们的是西藏体育旅行社，他们负责我们的食宿和交通，由于经费迟迟没有落实，我们当时没钱付给他们食宿费和交通费，没办法只好打了一张欠条，而在欠条上签字的却是我们科学家协会的副主席（应为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本书作者注）。当时我们只想尽快把事情搞成了，根本顾不得将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回来后，根据中科院的规定，组委会已于1998年12月31日解散了，那么由谁来还这笔欠款呢？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三家公司还没有哪一家表态说要还这笔钱。好在西藏体旅还没催还欠款，如果有一天真要打起官司来，我们科学家协会肯定要输的，因为在欠条上签字的是科学家协会的副主席。事实上，等于是我们科学家探险协会欠了西藏体旅30万元。”
    “由于当时我们科学家的心情就是想把这次科考工作顺利完成，所以在钱和物这些事上，我们从开始就没太注意。”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杨教授和高教授相差无几：“我们从未和企业打过交道，这次不论他们出于什么目的出资资助这次活动，从内心里我们还是非常感激他们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对他们很相信，所以做事没有履行严格的手续。”
    “在胜利完成横穿雅鲁藏布大峡谷之后，我们曾在当地留下一块石碑，上面刻有许多赞助单位的名字”。
    高教授还说：“我们欠西藏体旅的钱是要还的，欠队员的补助费是要给的，我们现在真的是很为难很为难。”
    ■杨教授：也许有人不理解我们在经费不到位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呢？
    雅鲁藏布江一直就是世界科学界的一大热点，杨逸畴教授告诉记者，去年我们在大峡谷里头碰到了4个外国人，他们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并发表在1999年1月9日的某报上，文中说他们第一个发现了大峡谷瀑布，而实际上是我们的科学家先于他们看到的这个瀑布群，并通过中央电视台做了现场转播，而且这个瀑布群也只是我们看到的4个瀑布群中的一个。
    “所以说，谁都想抢在前头。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就是想证明一点，我们中国人不比任何民族差。”
    这种信念对于58岁的水文专家关志华教授来说同样坚定，因为早在3年前他们就在筹划这次横穿雅鲁藏布江的探险了。
    他说：“1973年，我和杨教授就在筹划这件事，但是半途而废了。1974年又一次功亏一篑。25年了，始终没有走通这个大峡谷，最近的一次只差100公里。而如今，25年前的壮小伙都已到了耳顺的年纪了。可总是不甘心，因为我是搞水文的，而这里是水利资源最丰富的地方。”
    中国人发现这个大峡谷用了几代人的时间，70年代末出的书中就称这里是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但是当时的地图比较老，条件也有限，没有做深入地勘察，没有意识到这同时也是最长的大峡谷。所以这次考察的意义首先在于：中国人自己的大峡谷是由中国人自己发现的。
    “至于这里的资源丰富更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大峡谷里的墨脱地区还是我们国家惟一不通公路的县。我们只有在6—11月份这几个月能通过去，其他时间都封闭了。这样一个困难的地方，科学方面空白的地区，自然资源又这样丰富，所以当时尽管经费没到位，我们还是坚持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为什么呢？我们就是想为我们中国人在这里争口气。”
    …… ……
    后来，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国家队”领导高登义先生的“徒步穿越大峡谷手记”（中国科普博览”网站）http://www.kepu.com.cn/）知道了一些为更详细的情况，也引用一点在这里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网上去看全文。
    我想，同样必须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有选择地引用这些，是想表达我的一些吃惊。对此，我无意也没有能力发表评论。
    10月24日 星期五 晨 多云 于工布江达
    这次考察，从准备工作看，一直不大顺利。资金一直不到位。一纸合同，难以生效。出发前，真正落实的是“全艺”的18万和中央电视台的40万。这点经费，根本不够。一直到快出发了，心里也不踏实。临离京的前一天晚上，与珠海李世源（副队长）通话，才算把“天年”的20万落实。
    11月21日星期六 早晨 昨晚后半夜小雨　　　　　　　　
    　　……老杨来了，带来了他写的几份报告和日记。我看一遍，从中知道了一些他们工作的情况和感觉，收了起来，作为将来总结的资料。队部有几位年轻人看了老杨的总结和日记却产生了异议，找我评理，认为“太表现自己”。我不以为然，劝他们不要偏激，“这么大年纪坚持在大峡谷工作已经不易了”我这样劝他们。我怀疑他们看的是否不仔细。把这几位年轻人劝走后，我一人又呆在帐篷内再仔细阅读了老杨的几分报告和日记。在他的“喜闻大峡谷河床大瀑布的发现和被证实”及“再说关于大峡谷的河床大瀑布”两篇日记中，发抒了他对此发现的热烈情怀，以及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我有同感。但他也写道“我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和大峡谷发现人之一，认为它在世界级峡谷河流发育史上也是第一的大瀑布。”这句话似乎有不妥之处，也许正是几位年轻人不满之处。如果作为我，我不会这样写自己，更不会公开散发自己这样的日记。老杨也不容易，我真不忍心说他什么。
    11月25日 小雨转阴（7:10－9:30，下雨）
    ……面对民工费的困难，企业赞助又迟迟不到位，宝祥主动请求提前返京催款，并向院里汇报求援。我同意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拿出纸笔，想着当前经费上的困境，不加修饰地给院领导和资环局写了一封信，托宝祥捎回。信的内容如下：
    宜瑜、传杰、大河：您们好！
    　　此次徒步穿越世界第一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一直得到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科学院办公厅的慰问信和传杰同志来电话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全队同志。全队预计于12月4日前完成穿越任务；12月10日左右返京。
    　　此次探险考察，确实难度很大，收获不小。这是我院领导多年来对我院科学工作者培养和教育的结果。相信此次考察取得的科学成果会为科学院增光，为西藏甚至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详情待回京后汇报。
    　　此次派我队负责人陶宝祥同志提前返京，主要是为考察经费来求援。这是由于此次中央电视台是自费参加探险考察，因此决定不报导“天年”。为此，天年公司大为不满（其实，在报纸上有多次报导“天年”），经费迟迟不落实，至今只到位20万元，而仅民工费就需要45万元左右，我们还缺20万元，才能保证全队返京。请院领导支持20万元以确保燃眉之急。待“天年”经费到位后一定奉还。如若不测，“天年”经费不能到位，请院里作为对该项目研究经费的支持（曾向宜瑜和大河汇报，该项目作为院重大项目，院里象征性支持一点经费）。
    　　我作为科学院一名老科学考察队员，凭我的人格和良心，无奈才向院里求援。急盼佳音！
    高登义敬上
    1998.11.25
    11月28日 晨 多云（2:00，有小雨）
    ……昨晚七点二十分，北青报小汤来电话，说他们已到拉萨，并见到了富洲和孙总。问及所带经费，回答却不肯定。富洲说，这次孙总来拉萨，主要是陪同广东"安安集团"老总来开庆功会，庆功会经费由"安安"赞助，若有节余，可支持我们。听后又令人失望。当时我说，还不如庆功会的经费拿来作考察费用呢！富洲认为，庆功也重要，应该兼顾。富洲要我与铁钢商量，希望中央电视台能在拉萨搞一个直播。我认为根本不可能。从前段时间电视台不报"天年"，我就想到拉萨的庆功会不可能直播。
    　　看来，在经费上，要作好困难的准备了。
    11月28日 晨 多云（2:00，有小雨）
    　　为纪念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活动，我们决定在大峡谷拐弯的最北端－扎曲建立一座纪念碑。纪念碑的正面用汉、藏文刻有“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纪念”，主办单位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和珠海天年高科技国际企业公司，协办单位为北京巨星文化传播中心和北京全艺国际公共关系有限公司；纪念碑的一个侧面刻上了参加此次科学探险考察和对此次活动作出贡献的单位；在另一个侧面上用汉、藏文刻上了醒目的大字“雅鲁藏布大峡谷天年健康事业科学实验基地”。这是“巨星”和“全艺”两公司的良苦用心，但愿“天年”能为之感动。
    　　由于经费很紧，这座纪念碑是由老于和王维动手建造，由民工协助运送材料而完成的，历时五天。纪念碑兀立在扎曲大本营西北侧一山脊处，碑高约1米5，呈三角柱体。北面为帕隆藏布江的拐弯处，南面为雅鲁藏布江的大拐弯处，西面可望加拉白垒峰和南迦巴瓦峰，日后必为大峡谷的一大景观。
    12月1日 多云（早晨3:30－4:00 小雨）
    　 与陶宝祥通话，方知何锡吾、郑希吾等四位西藏考察的队友四处告状，中心内容是他们早已完成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为此，传杰副书记提出，希望我们"最好不提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陶宝祥同志带着详细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图，图上给出了1997年以前我院科学家七次在大峡谷科学考察的路线；唯有白马狗熊－西兴拉－扎曲－八玉－甘代约100公里的河段，由于山路太艰险，没有沿江考察，也给出了此次徒步穿越的考察路线。经汇报后，传杰才有所理解。
    　　听了这个消息，我很痛心！一个人，一个集体，要真真正正地为国作点科学工作，多难啊！要作一个真真正正的科学家，更难啊！我和逸畴、志华、渤生、文敬等科学工作者，自1973年以来，先后在大峡谷地区科学考察了3－6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版了六本专著，三本论文集，一本画册，两本科普，收录在SCI上的文章也有几篇。对国家，我们问心无愧。逸畴和志华是大峡谷考察的元老中之二，杨逸畴是来大峡谷考察次数最多者，李渤生是在大峡谷中考察时间最长者，1983－1984年曾工作在大峡谷一年多。我们这几个老家伙，不想要国家一分钱，试走一条与企业界、登山界和新闻界合作之路，真心诚意地想把那近100公里的、科学家未涉足的河段走通，取得更多的科学资料，报效国家，我们招惹谁啦！？我和逸畴曾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雅鲁藏布大峡谷考察大事记，专门提到了1973和1974年参加大峡谷考察的科学工作者名单，指出他们是“揭开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考察的序幕”。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些队友的功绩啊！更为痛心的是，这几位队友不仅向我院领导，向中国科协领导和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北青报……）告状，还向赞助此次考察的主要企业，如“天年”“巨星”和“全艺”等告状。后者未免太过分了一点！我想，退一万步，假设何等四人徒步穿越了白马狗熊－西兴拉－扎曲－八玉－甘代一段，而且也拿得出证明自己徒步穿越的科学成果或图象记录，也用不着去向赞助企业告状，那不就是要断我们考察队的粮吗！？我们这几十名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去徒步穿越科学探险，我们取得的科学资料，我们发现的科学资源，于国家，于人民总有一点好处吧！更为不解的是，此次科学探险考察，是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发起的，刘东生院士既是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主席、也是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的会长，希吾等四位队友几乎都是青藏高原研究会的理事，若对此次科学探险考察某些宣传不实有意见，本着关心的态度，完全可以将意见转告他们的会长刘东生院士，无论意见是多么尖锐，我们都会感谢，都会吸取的。可他们却不这样做！对于希吾队友，更令我痛心！我一直尊敬他，在他困难的时候，在他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都尽了自己最大努力；1993年中日联合雅鲁藏布江综合科学考察的项目，是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与日方签署的合作项目，是王富洲副主席引进的。当时，由于我在国外工作，我和富洲特意将此项目转给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并指明请何希吾同志任队长。项目总共经费45万美金，其中归西藏自治区政府15万美金，余下30万美金中，给了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21万美金。在当时，有三个单位要争此项目，承包额在15－20万美金。但我和富洲考虑到"肥水不外流"，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是我们的兄弟会，刘东生院士是两会的会长，我们相信青藏高原研究会的科学力量，相信何希吾本人。我相信的朋友，今天竟不顾事实，不顾友情，背后告状（因他从未向我或向协会有关人员警告过），真痛心啊！
    　　经费告急，告状告急，火上加油啊！
    12月3日 晴
    　　下午四时许，“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纪念碑”揭幕仪式开始。揭幕仪式由杨逸畴主持。仪式前，纪念碑由考察队队旗覆盖。当杨逸畴宣布“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纪念碑”揭幕仪式开始的时候，两挂鞭炮同时点燃，轰隆的鞭炮声在大峡谷中回荡，队员们伴着鞭炮声齐声呼叫“啊”“啊”“啊” ……，更激起了大峡谷的共鸣。四名队员分别代表科学家、登山家、新闻工作者和企业家，同时揭开了盖在纪念碑上的队旗。“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纪念碑”在金色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它以崭新的姿态立兀于大峡谷的西北侧，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完成了徒步穿越世界第一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的光荣使命，实现了我国科学家多年未实现的宏愿。
    我在揭幕仪式上的讲话主要有两点。第一，世界第一大峡谷和世界第一高峰都位于我国青藏高原上，这是中国人民的财富。由于历史原因，世界第一高峰的论证和发现不是中国科学家，第一个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也不是中国人，这不能不说是历史遗憾。世界第一大峡谷是于1994年由中国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共同论证和发现的，今天又由中国科学家、登山家、新闻工作者共同实现徒步穿越探险考察，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第二，安全圆满地完成徒步穿越世界第一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非常不易！这是中国科学家多年来接近大峡谷、了解大峡谷自然规律、了解科学家自身条件，融大峡谷与科学家于一体的结果，也是人与自然紧密结合，知己知彼、友好相处的结果。
    12月5日 凌晨（5－7点）晴 于排龙
    　　这次科学探险活动，自始至终，困难重重。困难来自多个方面。
    　　第一，极其艰险的自然条件：徒步穿越长达400多公里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尤其是科学家们从来未曾涉足的近100公里河段，真是艰险无比；国际登山健将丹增对我说：“路太难了，太长了，比我登山还要困难，因为我们必须把所有科考队员安全带出去”。
    　　第二，极其困难的经济支持。要走一条“科学事业由企业支持的路”，为后人留下一点值得借鉴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企业家不能按期履行合同，10月12日要出发，10月11日分文未到位，只好把出发期推迟一周；快要离开大本营了，但从大本营到北京所需经费还差一大半；民工费用大大超过预计，……。
    　　第三，人为的困难，这是最头疼的事。本来是天经地义的“首次徒步穿越”活动，但几位同行却八方告状，违背事实地说他们“已完成徒步穿越”。我真想不通：要作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为什么这样难呢？
    12月5日 凌晨（5－7点）晴 于排龙
    　　大家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穿越，为了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存亡，容易形成团结的集体。然而，一当接近成功或已经成功时，往往隐藏着矛盾。瀑布分队、一分队、二分队，由于路线不同，自然条件不同，科学家们发现的瀑布群、发现红豆杉原始林、发现新的生物品种的早晚和机遇有所不同，队员们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也有所差异，这种种基本条件的不同，必然产生分队与分队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也就是矛盾的基础。在大家分头穿越时，尽管通过卫星电话信息有所交流，但非常有限。然而，等大家会师后，除了兴奋之外，随着时光推移，信息交流就多了，各分队之间的差异自然暴露无遗，矛盾因此产生，加上此时自然条件的艰险已不存在，人与自然之间需要的协调逐渐淡化，代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协调。事实上，从大本营至排龙的一天，就是协调人与人关系的一天。事情的起因只不过是为了电视台的一台发动机的保养问题，但它却成了爆发点。实际上，是自派乡出发以来人与人之间需要的协调没有尽善尽美，这个“帐”是应该还的。不过，我想，人生在世，为什么不多为他〔她〕人奉献一点爱呢？！如果人人都为他人着想，人人都为人类着想，人人都为地球着想，人人都为大自然着想，对于我们短促的生命，我们又何必去增添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呢！？我尽心尽力地协调，唯此而已！
    12月5日 凌晨（5－7点）晴 于排龙
    平措，你是我和富州的好朋友，是我和富州一年前就点名请你带队协助完成"徒步穿越大峡谷"。你的人品，你的攀岩技能为我们所钦佩，你在此次带领一分队穿越中的卓越贡献我和队员们心里非常明白！我相信你，请你兼管民工一切事宜。然而，由于卫星通讯时间短，语言勾通不够，我们在民工费用上出现不应该有的误会：原定是一天六十元，你却答应民工一天100元。在扎曲当我们一起与民工队长议定，由协会盖公章，出据付款总额，让民工队长回去有个交代；同时，为了表示我们二人应承担这个责任，双方各拿出私款两仟元付给民工队长，以示歉意。这是你与队里，民工队长共同商定的结果，但你总觉得欠了民工的情，“说了的话不兑现”。平措，我的朋友，请你理解我，付多少民工费，队里根据县里精神有规定，再说，队里现在确实没有能力再付你想给的那百分之四十（近十万元）的民工费！
    12月9日 星期三 深夜 晴 喜马拉雅饭店
    夜已深了，不得入睡 。回忆今日，难熬，难忘！
    　　明天要离拉返京，各种费用都要结帐。这可难坏了后勤部长王维，也难坏了政委王富州，我也自然不例外。结算两辆大轿车费用，令王维作难。这是我朋友帮忙才找到两辆愿去大峡谷的轿车。由于去大峡谷的路极其难走，轿车车身又长，找了好几家出租车公司都不去。这个单位的车愿去，一是朋友关系，二是单位效益不好，工资都快发不出去，才愿接这个艰巨的任务。我们之所以找大轿车，主要是经费紧张，租不起越野小轿车，两者租车费相差一二十万，这是主管后勤者经过认真调查后决定的。按理，两辆大轿车安全完成了预定的任务，队里应适当奖励，这也是我们原来的计划。但现今经费这样紧，王维只有作“小人”了，公里数算得很精，弄得司机很不高兴，我的朋友也很为难。无奈啊！两辆轿车的费用付了现金。买机票必需付现金，这笔费用必需准备。为了从托运费中节省一点，王铁钢通过关系，好不容易将超重的器材、行李免费托运，又省了近两万元。然而，西藏登山协会，西藏登山队好几万应付款，西藏体育旅游公司数十万应付款，只好由王富州出面，签字欠款了。
    一辈子没有这样欠过他人的钱，我心里好难受！在全队总结会上，当我讲到“对不起大家，大家这样拼搏，这样辛苦，作为队长，我现在都不能付给大家一分钱的补助费，请大家原谅”的时候，我讲不下去了，热泪夺眶而出。会议只好结束。
    　　队员们理解我，纷纷安慰我。一个队长还要队员们安慰，你当的什么队长啊？！
    　　由于经费困扰，庆功会几乎都由孙总、富州与自治区在操办，我的确无精力过问。到了庆功会场，自治区领导要我讲四十五分钟的讲稿一个字也没有。我心乱如麻！但必需汇报，要讲！我一进入庆功会大厅，立即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下来，才写下如下的汇报提纲：
    “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
    1. 历史回顾
    2. 穿越过程简介
    3. 丰硕的成果
    4. 艰辛的历程
    5. 一条新的科研道路－艰辛的道路
    6. 愿大峡谷与地球和人类共存
    　　大约讲了四十多分钟，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讲的。记者们问我要讲稿，我把这张提纲给了他们。
    12月9日 星期三 深夜 晴 喜马拉雅饭店
    今天是最难熬的一天，也是最难忘的一天。
    　　自治区政府热忱欢迎、庆功，令我难忘。队员们难分难舍，情深义重，令我难忘！
    　　下午四点半，全队离开住地，前往庆功会场。三辆军用摩托车，三辆警车开道，沿途戒严，真是享受 “最高级礼遇”。欢迎的、围观的人群在道路两边自由地排列着。我含着泪，望着人群。是兴奋，是激情，也混有难言的情绪……。
    　　晚宴很丰盛，自助餐。我与自治区领导人坐在一起，交谈，深深体会到自治区的关怀与热忱。俗话说，没有不散的宴席。宴会临近尾声，各分队便自动聚在一起，共渡这难忘的一瞬。明天，西藏的队员，尤其是登山队队员，要留下来，其余大部分队员要赴京。36 天徒步穿越的友谊，36天风雨共渡的真情，队友们不知从何说起，代之的是碰杯，是痛饮！二分队的关志华在接到登山队员加措、丹增和仁青平措送给的珠峰顶岩石珍贵纪念品时，竟泣不成声，与加措紧紧拥抱。这情绪波及其它队员，人人都留下热泪……。老关哭泣着，离开了座席。我和他握着手，紧紧地，无言相对！
    谁说男儿不流泪，谁说好汉不动情。
    泪当流时流不尽，情当动时动无境。
    徒步穿越觅知己，知己知心心共鸣。
    热血男儿今朝别，感天动地泣鬼神。
    ……　……
    
    好了，我自己都烦了，说说最后一件要说的事，快点结束吧。——关于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一个令我没有想到的——关于这大峡谷中的确是个奇迹的大瀑布，和“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一样，竟然又出现和美国人争谁第一个“发现”的局面，甚至扯到事关民族尊严……
    这很是有点耐人寻味。
    当时知到这些，我觉得有的发懵。当时，正是我“失语症”最严重的日子，我情绪化的在我的《反思雅漂》中写到：我不知道，争这样的“第一”能给我们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争来多大面子？和探险的初衷有多大关系？我和我的很多朋友都认为，所谓“发现”这个词用在这里很可笑！有点不久前让美洲原住民判处死刑的哥伦布的那个时代的怪味道。
    事实上，非要较真的话，瀑布的发现者当然不是美国人。
    据我所知所见，大瀑布的“发现者”应该就是当地的门巴、珞巴同胞或其他先行者，他们早就知道我所见的哪几处瀑布的存在……这次在大峡谷不管同胞也好，老外也好，这些探险者去大瀑布的路都是直奔主题，我没有看见他们寻找的痕迹……这次外来的“探险家”所做的应该说是传播，是让更大范围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据我对照车夫先生80年代从飞机上拍的航拍片和我亲眼所见的瀑布分析，大峡谷中可能还有连当地猎人也没法到达的未知大瀑布。这个，倒真才值得探险一下，应该再去找找，去考察一下，去发现一下。到过大峡谷的人都知道，要完全看清每一处江面，是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而这些，却正是要“发现”大瀑布的探险者所应该做的……
    也许，对于苏醒不久的中国探险，真诚直面自己的勇气更重要一些。
    民族自尊心当然应该有，但我们应该添砖加瓦的是做些能使自己民族的自尊心基础坚实的事，而不是“花招”……
    这很痛苦，但实事求是的素质才更有利于我们民族的前进，高调一点说的话。
    成熟的探险精神，才有助于我们的民族尊严。
    这与个人心愿及轰动效应应该无关。
    有些东西该商业，有些东西就不该商业。
    令人伤感的是：“长漂”过去十二年了，又是一个虎年，一个轮回，时间不长也不短。一切却还都是那样的熟悉……
    似乎，一切都没改变。
    甚至更糟。
    我越来越感到我们最需要的是真诚。不能或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是我们民族最大的病。探险者某种意义上是先行者，首先应该治好这种病。……
    我的脑海里当时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冒出了一句：我是“权威”我怕谁？
    有意思。
    真他娘的没意思。
    好了，也不看我的牢骚了，没劲。
    ……　……
    
    在这里，我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也无意再对这些“第一”之争发表什么看法。前面的章节，我已经作了一些分析，现在，我自己都有点烦了。真对不起尊敬的读者，现在，我再也不想大放厥词了，很没意思的。
    好了，最后，在这里，仅将我的一些采访资料和收集到的一些公开出版物上的有关文字罗列于后，以供关心大峡谷的读者参考：
    最后，让我们心平气和的回顾一下关于大瀑布和大峡谷的“世界第一”之争是怎么回事，仅供参考。就算我吃饱了撑的吧。
    我找到的比较详细的报道是《谁发现了大瀑布》（中国青年报 1999年2月3日本报记者 董月玲）： “你们为什么不赶快对外公布？”
    1月9日夜，中科院地理所杨逸畴教授家的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是个远在大洋彼岸的华人，他在电话里责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没有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瀑布？
    杨听得一头雾水，他说：“怎么没发现呵，我们从去年10月，开始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就走到了瀑布跟前。瀑布考察还是我们这次考察的重点呵。”
    “那你们为什么不赶快对外公布？”对方又问。
    “报纸都登了，中央电视台还做了现场直播。”
    “可今天的《华盛顿时报》上发了照片和大幅文字，说是4个美国人发现了中国雅鲁藏布大峡谷里的瀑布……”
    杨逸畴是位地貌学家，曾20次上青藏高原，8次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大峡谷为世界之最的主要发现和论证人，也是此次全程徒步穿越大峡谷科学探险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被学术界公认为大峡谷研究的权威。
    他一时感到很困惑：大峡谷首先是由中国人一步一步走通的，考察研究大峡谷，凝聚了一代中国科学家的心血，现在怎么突然冒出4个美国人，声称他们发现了大峡谷瀑布呢？
    出于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感情，出于一位科学家的责任感和道义，他决定把事情弄个明白并说话。
    很快，杨逸畴收到了美国传真来的《华盛顿时报》。
    文章篇幅挺大，有几千字，配了两张照片，标题就是4个美国人发现了雅鲁藏布大峡谷主河床上的瀑布。这4个美国人有大学里的研究人员，有作家，他们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资助并派遣。
    文中称，他们是根据15世纪藏传佛教的记载，找到大峡谷瀑布的。
    他们称自己在遥远地平线的东方，“发现”了传说中的大瀑布。
    他们拍下了影像资料，不久，还将发表在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上……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作为中印边境的敏感地区，
    作为资源不明地区，中国政府一直不对外国人开放。以科考等各种目的进
    入大峡谷的外国人，要经中国军事及外事部门的批准。
    这4个美国人是如此做了吗？
    第一个发现瀑布的人叫车夫
    　　1973、1974年，杨逸畴两次进入大峡谷，他们走通了除大峡谷核心河段无人区90公里以外的其他河段，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大瀑布。没有走通的90公里内，还有没有瀑布，此时科学家们尚不知道。
    杨逸畴说，第一个发现大峡谷腹心河床瀑布和有实物照片的人叫车夫，他是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
    1986年，车夫乘军用飞机到大峡谷上空航拍，飞临大峡谷核心无人区上空时，他亲眼看到了大瀑布，并拍下了大瀑布的照片。回北京后，他找到了杨逸畴，告诉他自己的发现，杨当即对照片进行解释鉴定，确认大峡谷河床上有两处大瀑布，后来，他还将车夫拍下的瀑布照片，收入自己主编的《神奇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一书中。
    杨又多次听到成都军区空军某飞行团的飞行员们口述自己从空中看见大峡谷中瀑布的壮观景象。
    直到1998年10月，杨逸畴、高登义等几位科学家，花了4年时间才筹集到经费，开始实现他们日夜梦想的科考活动：由中国人徒步全程走通大峡谷。大峡谷无人区河段有无瀑布，被列为考察的重点。
    这次探险考察，中国科学家们在大峡谷核心河段的主河床上，共证实和发现了四组大的瀑布群，它们集中分布在白马狗熊到泊龙藏布汇入口之间20余公里的峡谷内。
    瀑布群证实和发现经过：
    11月11日，张文敬、高登义教授带领的瀑布分队由当地猎人领着，发现和证实了离泊龙藏布汇入口6．5公里处的河床瀑布，他们做了细致的测量，考察和拍摄，当天，中央电视台就做了现场直播，这组瀑布被定名为：绒扎瀑布群。
    1998年11月16日，该分队的金辉和徐进二人由民工领着继续上行，到达距泊龙藏布汇入口14．6公里处，又发现一组瀑布群，该瀑布群定名为：秋古都龙瀑布群。
    11月17日，由李渤生和仁青平措带领的一分队越过西兴拉，北行看到了峡谷中有两处瀑布群，当即进行了拍摄，当天由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作了口述报道。之后，他们用绳索挂下到瀑布前，对二处瀑布进行了实测，考察和拍摄，定名为藏布巴东一号和二号瀑布群，并认定它们就是车夫当年在飞机上看到的两处大瀑布。几天后，中央电视台做了详细的录相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李渤生教授等人还有一个发现：惊讶地与4个美国人不期而遇。当时，李等人翻过西兴拉进入峡谷时，看见四个美国人。他们雇佣了两名尼泊尔挑夫，由西藏某小旅行社两个导游兼翻译领着，两个当地猎民做向导。他们到了藏布巴东一号瀑布前进行测量和拍摄，对最大的藏布巴东二号瀑布未能下去，只是远远地进行了拍摄，当他们看到中国科学家时，便匆匆忙忙地撤离。临走时声言：他们中有的人近几年已8次到过大峡谷了，明年还要再来！
    对于一些外国人以旅游的名义进入西藏，然后用钱买通旅行社，高价雇佣猎人，钻当地管理上的漏洞，千方百计偷偷进入大峡谷，中国科学家是早有耳闻的，来得最勤的是美国人，比如亚利桑那大学地质测量员理查·费舍尔等人。
    基本可以推断，就是这四个被中国科学探险队意外发现的美国人，在《华盛顿时报》上发文发照片，声称他们“发现”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河床瀑布。
    为以正视听，杨逸畴教授在中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地理知识》（1999年第2期）上，在英文版的《中国日报》（1999年1月29日）上，以雅鲁藏布大峡谷中国科学探险考察队名义，将1998年10月－12月间，中国人全程穿越大峡谷考察获得的有关河床大瀑布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全部对外详细公布。
    台湾同行：“你们的结论呢？”
    至此，大峡谷瀑布群是如何被发现的都已明了。记者问：“我们该从这件事上汲取什么经验和教训呢，我们该怎么办？”
    这件事，令杨逸畴不禁想起5年前的经历，内心再次受到触动。
    1994年春天，杨等人应邀去台湾讲学。在那里，台湾同行告诉他们一个重要信息：美国科学家在前往西藏旅游时，偷偷拍了几张大峡谷的照片，通过分析，他们初步认为这个大峡谷可能不逊于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但苦于没有实地考察的证据，因此他们不敢下什么结论。美国人知道他们不可能亲临大峡谷做系统考察，所以准备出钱，出设备，让台湾地学界派人“合作”，以探清大峡谷的秘密。
    “我们去过大峡谷呵！”杨脱口而出，此时，他已去过大峡谷6次。
    “那你们的结论呢？”台湾同行急切地问。
    杨老老实实承认：还没进一步推论，没往那上想。
    同为炎黄子孙，台湾同行的追问和提醒，使大陆科学家感到阵阵内疚，并猛醒。如此重大的科研考察，他们仅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而进行对比并对外公布，直到11年后，还不知道去做。
    回北京后，杨逸畴和高登义、李渤生在新华社记者张继民的大力推动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细致的计算和论证，终于得出结论：中国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无论在长度、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世上已知的几条大峡谷，为世界之最。这个结论最后经过刘东生院士再次论证和审定，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仅中国港台两地就有28家报纸刊登了这一发现。
    如果不是台湾同行的提醒，这个被认为是20世纪末地理学上的重大发现，险些与中国人擦肩错过了，在此之前，世界地理学史上，还从没有过中国人大发现的记载。
    痛定思痛，杨逸畴反省道：“中国知识分子书呆子气太重，淡泊名利，不事张扬，踏踏实实埋头做学问，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以前，我们在野外考察回来后，就是写论文，发在专业刊物上，写成专著出版，仅此而已。
    没有把科研成果向公众传播的意识，到现在，还是有人羞于写科普文章……”
    他还认为，科学的发现和创新，不是单纯的谁争个先，或是科学家个人的事情，科学发现有个优先权的问题，我们的创造发明，我们的研究成果，应该当仁不让，该说就得说，该宣传就得宣传，因为它标志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还是那句老话：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还有个问题是海外华人问的，他们说《华盛顿时报》这件事，在华人中反响很大，他们感到义愤。
    在西方，现在有这样一种人，被国际上统称为“资源掠夺者”，他们利用种种合法或不合法手段，到世界上一些落后和不发达国家及地区，钻当地管理上的空子，窃取和窥视他国资源。比如在巴西的亚马逊河流域，有着丰富的热带雨林资源，一些西方人，买通当地土著，偷偷进入雨林中，拿走珍稀植物的种子，挖走根部，偷猎野生动物等，掠走各种生物基因资源。后来，巴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动用了武装力量，像打击走私犯一样，打击这些人。
    通过越洋电话，大洋彼岸的华人这样问：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然大峡谷是中国政府不对外开放地区，
    那为什么还让这些外国人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呢？”
    ……　……
    
    大峡谷的另一“发现者”新华社记者张继民先生的陈述：“不止一个了解内情者肯定地对我说，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重大地理发现上，我的特殊奉献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新闻记者，居然也有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样的建树。
    他们见解是基于了解了我对这一重大地理发现本身做出的成绩，而非仅仅作为一位新闻记者在报道上所付出的努力。他们认为，尽管在报道上，1994年4月17日，我的“我国科学家首次确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消息，作为新华社通稿播发后，由于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新闻价值，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国内外的新闻媒体所采用。此后，又在1994年底被评为新华社社级好新闻和中国科学院“科星”奖一等奖，但那仅仅是一位记者所得到的荣誉，与这一重大发现本身应该受到的褒奖无涉。
    因为，“重大地理发现”与“重大地理发现报道”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对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后者是新闻记者向社会转达“新近发生的事情”，虽然也是有益的，但一个是认识世界，一个是记录世界，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一位记者可以在新闻领域中奋笔疾书，呼天唤地，驰骋在舆论界，但难以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所发展，哪怕是偶有所为。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成为新闻工作者中的个例，即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上，我既是重要的发现者之一，又是这一重大独家新闻的报道者。
     当然，我的最初发现是建筑在科学家深入考察以及他们发表的论文中，后又经过科学家的论证与再度计算。尽管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我率先将其提出，这个世界第一大峡谷仍然会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论文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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