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失语症
书稿《极端体验:世界最高大河雅鲁藏布江漂流磨难亲历记》 尾声(代后记)
我们的失语症
(一)
一年多以后,在飞往昆明的班机上,我总还恍然觉得这不过是在重复往日的一次旅行。
我一直疑心这是虎年“雅漂”在西藏冲撞的神灵仍然还在和我开玩笑。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从空中进入云南。凭窗俯瞰,脑海一片茫然却又似塞满了东西,片片渐渐远去的苍茫山脉和细线般的河流总是勾起太多伤感或幸福的回忆。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对自己生活在回忆里深怀恐惧但无能为力。
田野、村庄、集市、人流依次出现在我的视野,空中客车降落在巫家坝机场,我才强迫自己回到现实。
依我有限的游历经验来看,除了西藏,最好玩的就是云南了。云南我排在其次,所以这几年是一有缝就往西藏钻。 古人云:物极必反……那次艰苦卓绝横穿西藏漂流雅鲁藏布江,在世界第一大峡谷快走断了腿,终于看了两处新“发现”的,被叫嚷是要改写地理教科书的“世纪地理大发现”的雅江干流大瀑布以后,回到城市,我就患了“失语症”。
那是一段恐怖的日子,浮躁、茫然、无所适从之类的种种难言滋味笼罩着我,还有一种莫名其妙地寒冷时不时会突然从骨头里浸遍全身,冷到双臂发抖,让我怀疑是不是真的在大峡谷中了门巴人的那神秘的“换命之毒”……在城市的喧嚣纷杂中,我前所未有地感到仿佛置身黑洞般无边无际没有着落,而时光却在匆匆飞逝。那些日子糟透了,整个人萎靡不振,颓废不堪,很多以前认为不得了的东西崩溃了,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一些朋友……也没有了金钱,大半年只写了一篇只有我们自己人能看的《反思雅漂》……这种不知所措让我恼火到了甚至自己都很瞧不起自己的地步,但没办法,它就象一团阴云,压在我的心头……总归耐不住寂寞,流窜到成都,摄影家罗浩嘲笑我效率低下:“你小子是画不出画了写文章,写不出文章了拍照片,拍不出照片了写诗,我看你现在已经是诗人啦!再这样下去你小子就要成哲学家啦,一年写几百个字就行啦!……”罗浩这厮以字数多少来划分艺文品种。——对此我有点麻木,不打算戒烟也不打算戒酒,心说老子怎样老子自己知道。我们都满腹话儿却不知从何说起,也懒得说给不相干的人听,不会明白的。罗浩你小子喝点酒不也说有时真的想自杀,打算改行拍纪录片了吗?黎文这小子给自己杂志完稿顶缸后感觉不也是终于吐出几只苍蝇,同样懒的动笔吗?……所幸,我们都还没有丧失幽默。
这时候我已经号称要自由撰稿养活自己,从西藏回来就弄了电脑,但一“坐家”,对着破电脑总还是继续做网民,整天昏天黑地在网上逛来逛去聊来聊去忙到后半夜,夜深人静人去楼空却每每发现工作效率低到还是在写“诗”,弄得酒钱都成问题,恨不得杀了自己。
罗浩这厮还有下文:诗也写不出来怎么办?那就只有当哲学家了。我知道这厮话中有话。一年多了,我一直托辞在“思考”。
其实,不光我,这“失语症”几乎成了我们“雅漂队”全体的通病。
这一年,我分别去过重庆、广州、云南、成都找过雅漂队友喝酒(雅漂队在西藏穷得差点抗断了我的酒瘾,和兄弟们一直没能好好痛饮是我的“雅漂”十大遗憾之一),我欣慰地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患有我的这种“都市失语症”,心中才去了一些块垒。——我们“雅漂队”的几个所谓文人,回来以后都没怎么写几个字……现在,即使我们这些“雅漂”旧友自己聚在一起,也很难得再提起雅鲁藏布江。
别的朋友要问起来,也只是说:挺好玩的,好耍,有点刺激,风光挺美的……
为什么懒得说?
很久的事情了?即使对于我们自己,也很遥远了……
说了谁会相信。我们不想、也不指望让谁理解。理解又怎样不理解又怎样。
不亲历那些你就根本无法体会更谈不上理解。
不会明白的。也没所谓的。
我自己问自己:如果重来一次会怎样?
还会去吗?
还 能 坚 持 下 来 吗?
能不能再坚持下来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去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可以预知还是那么艰苦的状况,我肯定不会去的。
我不是自虐狂。我不愿意自讨苦吃,不愿意自己找罪受。
然而,当时,在雅鲁藏布江上,一切就那么发生了,一切就那么来到了,就只有承受并走过去,别无选择。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是男人。
艰难困苦就是那么一步一步发生的,层层递进,我们也就是那么一步一步挺过来的。我们是男人,我们别无选择,一切,其实就那么简单。
事实上,每当酒酣时,我们也总会谈起我们自己的雅漂,也总是非常热烈。也只有这种时候才会谈起——我越来越明白那只能是我们的故事。那只有我们能够体味的一切,只属于我们自己。那种极端别人是很难进入的。那将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柔软也最坚硬的东西,足够咀嚼一生。那也是我们内心最易碎的一块水晶。我们对此其实都非常珍惜。我们不容其蒙上哪怕一丁点灰尘。我们宁愿把它尘封起来。对于我们来讲,那东西无可替代。
那样的东西也只能存在于雅鲁藏布江,也只能发生在那时的我们身上。回到城市,我们又回复成城市的我们,只不过内心多了这既柔软又坚硬的一团。仅此而已。
(二)
真是时光如电啊,一转眼到了公元二00一年,已经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新世纪了。
年初,《深圳周刊》要做个“200期新闻人物大回访”,因为该刊1998年97期的“雅漂报道”是我做的,来电还要由我回访,我当时整理的文字如下: 一转眼,梦幻般的“雅漂”已经过去两年了。一帮兄弟们都很平和地回到日常生活,继续做着原来的事情,基本都没有什么变化。当然,也还有一点“雅漂”后遗症:一些人结了婚,一些人下了岗失了业,一些人如我等彻底做了自由人……媒体陆陆续续有了一些报道,公众知道了在世纪末的青藏高原上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但“媒体的雅漂”和“我们的雅漂”总是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总是有些莫名其妙的“敏感”东西在作怪。另一方面,媒体更需要的是传奇故事、稀奇探险满足来读者的需要。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为,雅漂更是一个精神事件。
两年间,两本关于“雅漂”的书或者因为出版社或者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没有出版。拍摄的电视资料,也在开漂整整两年以后才真正进入编辑……这之中我们自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似乎集体患了“失语症”……我自己渐渐认识到:“雅漂”能使做了多年记者的我“失语”,是因为它不同于此前我所经历的徒步长江、徒步汉江、神农架找“野人”、雅砻江考察等等以及种种其他名目的野外活动:先是由“官办”到“民间”,“组委会”莫名其妙消失,再是商人中途撤退雪上加霜,终于到了大峡谷,原本以为是同志的“国家队”又使一些高山仰止的东西瞬间崩溃……现在,我基本想通了,我觉得没有必要掩饰自己:作为记者,我视“雅漂”为一个奇迹;做为队员,我为我们自己感动和自豪。
雅漂能漂下来,是创造了奇迹还是民族性的一种必然?我不知道。
奇迹我看到并经历了:先“官办”后“民间”,结果是这支探险队的物质条件之差在世界探险史上可能也绝无仅有。阴差阳错还是时运不济?荒唐无比又似乎必然。为什么会这样?这些现在我还没想透就没什么好说的。另一面,这种物质条件下的探险使我认识到了人的无限潜能和探险的必要。同时,使我称奇也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界最高大河上,兄弟们能团结的如同一人,能够义无返顾地坚持到底。这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的坚韧,使我对我们中华民族充满信心。使我深信,假如还有再次抗日,我们还是打不跨的。虽然还是会有汉奸,虽然别人还是可以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我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这种“雅漂”精神,这种在我们大家融合在一起时显现的“集体荣誉感”,是最值得我们自豪和深深感动的。
平静下来的我们看到,我们的雅漂,我们伟大祖国很多象雅鲁藏布江那样的地方现在能热起来,归根结底首先应该说是因为国力强胜了,国力强胜目前当然应该归功于搞活经济……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商业化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另一面也带来了精神饥渴,青藏高原在某种意义上鬼使神差有了点“精神家园”的味道,就很自然的热起来了……商业想炒作雅漂,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方式中却炒作出了种种纯精神的东西,这有点戏剧性。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商业化的操作使雅漂人为地“悲壮”,但这不是商业化本身的罪过。
从我们有点“悲壮”的雅漂中,我乐观地看到:中国人的探险会更快更成熟的发展。这两年的众多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人的好奇心是永存的。探险精神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之一。正是这种精神,推动历史不断进步。同时,在问题的另一面,从上一个虎年的“长漂”到这个虎年的我们的“雅漂”以及又过去的这两年,中国探险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有多少?热闹了。商业进入了。不那么单纯了。但即使令人作呕的“作秀”也是好的。下一个虎年,也许会出现商业与探险良性结合的局面,能有一些真正顺气提劲的事。
我们希望,不管怎样,还是少一些“做秀”,别把探险也弄成“快乐大本营”……
事实基本就是这样,我们不是“疯子”也不是“英雄”,一群普普通通的好老百姓,还有点梦而已。
其实在城市里,有些人如鱼得水,有些人象我等这样的,往往还显得很低能。
…… ……
时光的伟大力量使象我这样偏激的人也越来越平和,但有时候心静下来回过头再看,总还是有一种仿佛置身梦中的感觉……1999年6月,我急急忙忙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到成都人民商场,在商场北大门门厅的“雅漂”《关注自然与生态》展览上与一帮队友相聚,卖了几天明信片。雅漂归来半年以后,那时尚有10多万的租车费等债务。这些明信片是还债的最大希望。6月,有世界环境日,和植树节一样,一年比一年热闹。对我们卖明信片很好。
我算外地队员中到的较晚的一个,广州《黄金时代》记者黎文早到两天,电台请去做节目,这厮忍不住在节目中对成都媒体半年前有关“雅漂”的冷漠与暧昧大放了一番厥词。他对我说:“本来已经回复平静,以为早抛开雅漂了,一来,看到照片,这不由自主的重又激动连自己也感到奇怪……”。这小子还腹诽:“雅漂传统没变,来了这几天,还是饥一顿饱一顿,感觉总在饿着……”我的体会也是深以为然。但我看出,这厮的非议不含抱怨。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我们“雅漂队”能够支撑下来,其中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和令人惊讶人体潜能表现都是值得研究的奇迹。……半年后在繁华物欲的大都市中,雅漂兄弟们仍能一如既往地团结和任劳任怨让我倍感温暖……2001年,黎文这小子又给我来信说:……唉,时光如电呀!看到文章里才依稀想起俺们的壮举,比忘掉个梦更容易。对了,你现在会做梦梦见雅漂吗?我是从来没有。老了老了,惨惨惨!!!……我回答说:“雅漂”弄得我烦死了,可是必须写完。我没有梦见过雅漂。我现在基本不做梦……当时,我和黎文、张涛是最后一批离开拉萨的队员。我们的钱到的晚,但还算比较舒服,飞回去的。
雅漂的结局很是有点凄凉。最后走出大峡谷时,资金窘迫到甚至付不起民工费,回内地是各自向亲友求援。一帮大老爷们再挤在大卡车的后厢里摇回去?违章,内地的警察也肯定不让。钱一到,便或汽车或飞机各自急急归家。队长杨勇等四人和我们同一天最后离开拉萨,他们从青藏公路开回那两台饱经风霜的后勤车。
走到格尔木,幺哥冯春一个月前在大峡谷的脚伤发作,膝盖以下肿得发黑。住了两天医院丝毫不见好转, “搞不好要截肢。”杨勇在电话中说。
我急了:“那不成瘸子了?!……”冯春是老长漂队员,以前我“徒步长江”时就结下过深情厚谊,喊了多年“幺哥”了。
接着便奇怪:当时没事,到拉萨都没事,怎么一个多月了却出事了?
那天晚上,我缩在杨勇办公室地板上的睡袋里抖动着独自哭了,睡不着,终于很不像话的出去弄了瓶白酒催眠……我和幺哥都喜欢喝酒。我想起快到派区那天,要上岸了,酒瘾也快抗断了,我俩忍不住花五元钱买了一瓶最便宜的白酒,打算好好对饮。一喝,却是假酒。每人还是灌了好几口才扔掉。
一切都是自找的。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后退。我们什么都能承受。可是,“幺哥”怎能没有腿?我难过而且很想不通:奇怪!“幺哥”腿伤后走出了无人区,走到墨脱,翻越了多雄拉,走出大峡谷,一直到拉萨都没事,怎么一个多月后却出事了?
队友警察李宏分析道:我们在高原就跟那些街头流浪汉一样,精神处于非正常状态,你看他们吃脏东西睡垃圾堆却不见生病。我们也一样,一样的道理,话糙理不糙。我们当时全凭一股精神。这一下来,稍一松懈,毛病就全出来了。这话有理,整个雅漂我视为奇迹之一的就是:每天两顿半饱的饭在那么高的海拔,那么恶劣的环境,竟能支撑那么强烈得体力消耗且无人病倒。这只能归结为精神得力量。人的潜能是无限的。除此我找不到答案。
雅漂总算是完成了,当时,有人赞美说:“雅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场悲剧的上演。可贵的是,悲剧往往诞生真英雄。在一片铜臭弥漫中,在欺骗与讹诈中,这批坚持下来的队员无愧于‘精神英雄’。一些平凡的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应有的素质:对理想的执著、对人格的珍视、对尊严的捍卫……这有些古典,在这个时代依然让人热血沸腾。”
也有人发问:雅漂似乎被媒体和公众忽略了,以至显得有些轻描淡写。是不是“英雄主义”再也激不起人们的激情与向往了呢?是不是一切一切崇高之举都会被视为表演,而遭到公众的冷遇?用什么样的视角,存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如雅漂一类的行为?这当中有太多的复杂与疑惑,行为和名义,初衷和结果,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也许当一件曾经被人们强加和附会了太多主题与意义的行为,一下变得无人喝彩,变得失去了“主题”与“意义”的时候,才是其本质意义开始显现的时候?
还有人评论说:商业炒作毁了雅漂。这是事实。 开始广受关注,被媒体称作“世纪末中国人最后的探险”, 因开始并不为队员知晓的商业背景,先“官办”后莫名其妙成了“民间”。开始轰轰烈烈,后来冷冷清清,雅漂队员从头至尾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世界最高大河,更多的却是与人斗争。闹剧一出出上演。这群由工人、教师、警察、记者、经理、科学家、摄影家、民间环保人士等各行各业大多素不相识的汉子们组成的队伍面对谣言,面对非议,能团结的犹如一个人,能苦苦撑了下来,是偶然还是必然?
在雅鲁藏布江上,我眼看着雅漂队长杨勇的鬓角不知不觉变白了,这甚至让我想起伍子胥。
当时,我在一篇稿子里有这样的文字:一切都梦一样的过去了,回到成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雅漂队”尚有19万多的租车等费用不知如何偿还……对此杨勇认为:虽然“雅漂”一直阴差阳错,这群汉子能坚持下来,是个奇迹。除了探险,“雅漂”更是阅尽人间丑恶,但另一面的人间真情让他感动,使他更爱我们的民族。平下心来看,雅漂现在的如此境遇,说不正常其实也正常,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探险必将与商业结缘。关键是别把好事办杂了,雅漂是一个失败但很丰富的范本,希望中国民间探险的成熟发展,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少走些弯路。
开始介入“雅漂”时,我要求自己以一个记者的眼光,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去面对一切,但我不久就发现这根本不可能。不光我,从形势明朗时起,雅漂队的记者、司机就和队员就没什么分别,当时的条件,也不可能有什么分别。当人的尊严面临挑战的时候,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别无选择。——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关键时候的“起义”,是司机张超率先向“组委会”发难,他完全忘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的将要面临的巨大经济难题。现在,张超是“雅漂队”最大的债主之一,我们还欠他数万元的租车费。
每当这种时候,空前的团结精神、感动我的人性光芒,总使我无法旁观……我希望这两年的“深思”能使我恢复旁观者的立场,但看来我做得还是很不够。
一个远在美国的陌生朋友对我说:不能体会漂流人的感受。相信会很自豪,也许会很沉重:面对死伤者。我猜想也许你在为其中的一些“插曲”气愤。我没有你们雄壮,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事,但有时也会气愤,不能容忍对自己珍视的东西的丝毫怠慢。然而,自己也曾轻视过别人的义举。思考也会累死,为了救自己一条无足轻重的小命,只告诉自己做了不能不做的事。不幸你是记者,思考是你的职业。
你觉得人能和雅鲁藏布江相比吗,从任何一方面?
我回email说:漂流的确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久久难忘,雅漂更是一个怪胎,除了与大自然更是与人的丑恶“交流”。一言难尽。这事最重要的是让我对人体的潜能感到惊讶。自豪谈不上,自信是增加了。
这样的事会上瘾。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去。
每条江都有自己的性格,雅鲁藏布江在我心中像一个孩子,有点调皮的那种……但这个孩子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笼罩着一种摸不透的神秘……没想好,再谈。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只见到了这条江的中上游,下游已经在印度了。长江就不同,我走过长江源头至重庆,重庆到上海断断续续都有印象,完全不同的性格。称得上母亲河。但就如现在的中国一样,满身疮痍……很累,脑袋里。思路理不清。信息太多,我的cpu处理不过来,发现了许多从前认为很不得了的东西都不过如此而已,有点失落,还有惰性。只有坚强的活着。如此而已……
是什么使我们难以忘怀?大概也就是这些吧。
(三)
那趟治好了我“失语症”的云南之行是我在网上莫名其妙中了个大奖。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可能是所谓否极泰来,我视为上天救我。这使我越来越有点宿命。之前,我基本上每天一边喝着我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边上的湖北竹山县农民自酿的苞谷酒,一边在网上瞎逛和人瞎聊,一弄就是一通宵。有一夜,我把网名由猛男无忌改为孤独老坏人、摩拳擦掌、穷凶极恶、爱谁谁谁吧我无所谓、笨笨笨最后又改回猛男无忌、二郎山杀手,才觉得舒服多了……那些日子,身体受到极度摧残,大脑却总是一片虚空,每天都辛苦到自己要心疼自己,却总归还是一片茫然。顺便说一句,网络这东西,你把握不好就相当于毒品……好在,那趟云南之行的山野气息,红土地上那片厚重山水使我神清气爽了,“顿悟”天地之间我能行走,就是幸福的。天地永壮我魂魄,日月永赐我信心。没必要悲叹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没必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该干嘛就好好干嘛,一切其实都很简单。真的就这么简单。
我想,我会象适应高原反应一样来重新适应这可恶的城市。
总记得那次在云南,去见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饶定齐副研究员,那个我在“雅漂”中“最崇拜的人”。这时,“科学家”西装革履让我很不习惯。与我在高原对他的印象实在相去甚远了。我只好从目光里找寻昔日队友的影子。——要知道,在雅漂后半截,我是把抚摸饶的胳膊称为十大快感之一的。饶的皮肤那时比他捉的蜥蜴要皮实、粗糙、有质感。
饶“科学家”那时象什么?民工。这可不是我说的。他被别人认作民工的事情在雅漂时发生过不止一次。
我面无表情地想: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这条世界最高大河上,我们惨兮兮的形象保持的时间太久了,难以磨灭。
有人描述我们是“蓬头垢面”,这个词是准确的……最后的时刻,我们困守拉萨等待亲友寄路费返家,为了少吃饭便少走动,几个人不约而同每天坐罗布林卡附近的图书馆看书。这时有了故事,有一天,队长杨勇和我们同去,院子里的一只狗竟冲着他狂吠不已。众所周知,拉萨的狗是全世界最善良的,图书馆院子里的狗以前从没见它对读者叫过,这天,大约是它也奇怪怎么这种形象的人也会跑到这种高雅地方来?这事后来成了我们的段子之一。
在大峡谷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最小的队员“小妖”万麟终于忍不住去捡了“国家队”丢下的牛肉干袋子去舔,成为“段子”。这孩子当着人不承认。后来,他私下对我说,实在是饿“疼”了……
我想起在拉萨我们要散伙那天,雪域电脑的老总很突然地要请大家吃饭,已经走了一些兄弟了,剩下的到了一家很豪华的饭店,吃火锅。杨勇给大家敬酒,说:这一路上,讲过很多次,要让大家好好吃一顿火锅,总是没有实现……今天借花献佛,算是了了心愿……杨勇平时滴酒不沾,这天,一杯白酒一饮而尽。——当时,摄像师不在摄像机在,我扛机器拍,推到特写,猛然看见杨勇这厮眼眶是湿的。杨勇是个感情极不外露的人,这天,要不是推到大特写,我也不会发现。
好了,不说这些了。
这些,想起来有点心酸,但很温暖。
这两年,我一直谋划着再去一趟雅鲁藏布江,再去看看大峡谷,却是总没能成行。
这两年,有一点也越来越肯定,雅鲁藏布江我们很多人都还要再去。那个我一路上诅咒过无数次的大峡谷之路,我们也还会再去走。
总结一下吧,不管怎样,我看到的事实是,“雅漂”已经深深影响着我们每个人这二年的生活,也许,这种影响以后也还将这样继续下去。
区别仅仅在于,时至今日,有些人回来了,有些人的三魂六魄还在雅鲁藏布江。
其实,回到城市,要面临的问题总比在高原要复杂得多。很多时候,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去愣神,就不由自主朝着一个方向去了。这也就好比我们漂流时船一进入激流,人其实没有多大力量,只能顺着流向前进了。
唯一能使我们这样的“恋高原症患者”轻松的就是重返高原。不仅我和我的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体会,很多内地人一旦有了高原经历,都会不由自主患上这种““恋高原症”,这已屡见不鲜。
对于我们这样的“重度恋高原症”患者来讲,很多时候,到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那样的地方才能治好诸如我“失语症”之类的怪毛病。
去年,我终于去了一趟甘孜,和一干红男绿女进行了一次“朝佛之旅”,又看见了高原的那种天。
返回的时候,却有了那一年我最烦躁的一天。
那天,再过折多山口时,依然没有一丝雪,这使我多少有点莫名的失落。
我想起多年以前第一次出康定从这里进入高原开始我梦想的生活,过这山口,那满目的冰清玉洁,那镶满水晶般冰花的经幡,就长久地驻留在我空虚的心灵,使我在静夜里也不觉得孤单……这次回来,离城市越来越近了,上了高速公路,夹杂在呼啸的钢铁怪物间,满耳轰鸣,孙宇先是嘟嘟囔囊后来就是反反复复地大声喧哗:“……又回到这可恶的地狱了……这个大垃圾桶……”接我们的二郎山混混罗浩安慰说:“没事的……这厮过不了两天,又会爱上成都的……这小子就这样。”
是啊,我们其实都这样,都是一群凡夫俗子。即使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所谓的“朝佛之旅”。
我悲哀的想到:我们的命运就是被这又恨又爱的的城市吞没……排泄……然后……消失……就是这样。我们其实谁又能离开城市?——我们从城里逃出来踏上这样的“朝佛之旅”是逃避还是寻找?寻找?又在寻找什么?逃避?又逃避什么呢?其实什么也没有?有吗?没有吗?没有吗??有吗??……想这些干什么呢?别想。还是不想的好。——这段经历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不同,也就仅仅在于留存在记忆里的时间长短而已。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吗?谁愿意胡说谁去胡说谁愿意夸张谁去夸张。我累了,不想说了,也不想想了。一切都还得这样那样地继续。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又是怎样吗?不能说了,再说就《大话西游》了,再说我的“失语症”又该发作了。没意思,赶快打住,呵呵。
从甘孜回到成都,“大运会”开幕式那天晚上,我为本书精心选的几百张照片丢了,并且丢的是二、三百张底片。
当时,我的朋友黄山火急火燎跑上来喊东西对了。我急忙出去看:确实真的丢了。
我有点木,找了一圈,又到派出所报案,想了想能作的还有死马当活马医给媒体的朋友打个电话发个寻找消息,作完这一切,我就有点发呆。
《地毯式搜索雅漂照片 雅漂队员用生命换回的照片和底片昨晚被盗》(2000年9月4日·成都商报)
本报今日凌晨零时消息(记者 刘瑶) 1998年全体雅漂队员用生命换来的200张像片和300张底片,昨晚全部被盗了!这可急坏了失主,从昨晚到今日凌晨他们在附近几条街展开地毯搜索,但仍没有结果。据雅漂队员《中国三峡工程报》记者税晓洁介绍,此次他来成都的目的就是来找当年的雅漂的队员,商量出书的事。昨晚九时,他和两个朋友来到人民南路四段回家路上酒吧,他们开的一辆枣红色昌河面包车停在附近。40分钟後,一个朋友突然发现,汽车右中门的车窗被撬开,里面的东西全部丢失,其中包括价值上万元的物品和一些重要的证件,但最让人揪心的是记录着1998年全体雅漂队员出生入死经历的300张珍贵底片和200张像片也被人一并拿走。税晓洁和朋友立即到玉林派出所报案。小偷会不会顺手将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扔了呢?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几人分头在附近的几条街的每个垃圾桶展开地毯式的搜索,但截至今晨零时记者发稿时仍然没有结果。据税晓洁介绍,这300多张底片是从一万多张雅漂底片中精选出来的精华,是二十多个雅漂队员花了半年时间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希望如有拾到着,请与手机13980677600,13628038889联系,或通过本报转交,失主承诺定有酬谢。
…… ……
我惊异我自己的平静,平静的有点木然。
丢照片是晚上9点多,我们一直在周围寻找到凌晨三点多,竟然找到了盗贼丢下的7张底片……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很平静。整个寻找过程中我甚至没有什么伤感。直到凌晨四点多,我回到借居的小屋,看到桌子上、沙发上一堆堆挑剩下的的底片和小样,才顿觉心如刀绞,欲哭无泪。真的想哭。
丢的那二、三百张底片是从一、二万张底片里挑出来的呀。
我电话里给我尊敬的攀枝花二滩建行行长陈连跃说起这件事。这个高人说:也许是天意吧……我的心理又有点平衡。
也许是冲撞什么神灵了吧。在忽晴忽雨急又是大雪冰雹的马泉湖,半个小时划船也划不到二十米的时候,我随口恶毒咒骂过神灵们……在饥寒交迫的大峡谷,我们在也许不该烧火地方胡乱烧火,在火中烧不该烧的东西……是因为这些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反正我知道对于未知的大自然和未知的神灵我已心存敬畏。
丢了就丢了吧。只好如此。
“雅漂”使我不那么严重地患得患失,我这样想,便想通了。
然而,总还是心痛。最难受的是,丢的那些底片中有我和更桑在雅鲁藏布大峡谷中的几乎全部合影。那天,我吧我和更桑的几乎所有合影都挑出来了……真的就那样丢了?就那样丢了?
不会的,真的万幸,我还在那几张捡回的底片里找到了一张我和更桑的合影。再整理底片,又找到几张。
我又庆幸了。知足吧。
阿Q就阿Q吧。“雅漂”使我成了这样的人。
…… ……
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心理阴暗,面如死灰,凡事比以前拖拉十倍,那次朝佛之旅以后也是很久没写一个字。
今天,我的朋友黎文给我来电话,先说帮我找了个工作,我听了听严词拒绝,咱虽然决定还要继续做记者但早已定下“只卖艺,不买身”的原则……聊着聊着我们觉得应该把我们漂流雅鲁藏布江时的录像资料做个《雅漂之大话西游版》,肯定逗极了。我们对自己的主意很得意。这事我们没准真做了,没准也就那么一说,很多事情由不得我们,我们早已都不是言行一致的人了。这厮最后说要给我多寄几本他们最近的杂志,因为这几期他们随杂志附送安全套,天!竟然已经这样了。这让我觉得开心极了。爬起来记下了这段文字不能再睡那么多觉了,不要再胡思乱想。起床,该干活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五)
我现在居住的湖北十堰,越来越象一个北方的城市了。与我在这里做记者那时候比,更象一个农贸市场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天气:今天这个春日,竟然满城灰暗,天空中布满来自远方的尘土和沙粒,整个一沙尘暴的感觉。——这在我看来,也许是我老了,眼睛灰了,也许真是大自然报复的脚步真的比想象中的还要快。
上街买报纸消食,报上说要把我们十堰建成绿色屏障,保卫武汉。呀!沙尘暴都到武汉了,竟然。
看来,我的感觉还不是偏得很厉害。
很难看到了,明净的天,清朗的阳光,绿绿的碧草……在这城市里都很难看到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印象里,这些,更北的我的故乡陕西似乎更多一些。然而,这是不合逻辑的,南方的山应该更绿才是。谁知道。——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心理越来越晦暗了吧。人的童年总是更纯净一些。
明净的天,清朗的阳光,绿绿的碧草……这在高原总是随时能够见到,这大约也是“恋高原症”的病因吧。——突然想到。
本来,我计划在这本书的最后说说“是非”、讲点“铁肩担道义”之类的豪言壮语,发发牢骚的,比如我可以原谅浅薄、无知,甚至可以容忍侮辱但我无法原谅不诚实……之类,但是,写到这里,我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我承认,我还是有“失语症”,似乎还是有好多话但又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这,大家应该早看出来了,那么,就说一件似乎不相干的有趣事情吧。
最近看一本书,解开了我长久的一个疑惑:
1958年大跃进,全国大放卫星,放到一亩地能产240万斤粮食。
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其秘书李锐。李锐问道:你怎么会相信那些“高产卫星”?——是啊,毛主席出身农家,怎么竟然会相信?——毛泽东说:我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后才相信的。
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
的文章说:“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两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既然权威科学家都论证了能够有那么多的产量,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基层乡村干部胆子就更大了……很快,出现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进而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
中国科学院党组将这个课题作为紧急任务,交给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大连石油研究所、北京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以及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去完成。这些研究所立即抽调大批科研人员,很快拿出了粮食转化为化工原料的方法。
有点滑稽吧?时至今日,我们中国面对的仍然是粮食少了怎么办的问题。
…… ……
在这里说这个,也许会有人说我别有用心。那就算别有用心吧。我不想解释什么。我只能说我的确很惊奇。1958年离现在并不遥远,但是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仍是那么地吃惊!……老实说,我对这些不存在什么看法,甚至都不愿意仔细去想。我这一代人常被人称做是没有信仰、尴尬的一代,既不背负历史的沉重又没有“新人类”的洒脱。这话有没有道理,我也懒地去管。对此,我们无言。我们不想讨论这些。
不过,老实说,我们真的没有背负沉重的心理需求,也还真的适应不了“新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那么,就老实一点吧,
我们在乎什么呢?
没想好。不知道。别问我。
好了,关于我们的“雅漂”,该说的不该说的,在这本书前面的章节我都说了。不用再罗嗦什么了。
这本书基本上是在夜间完成的。所谓“你的夜晚我的白天”。我开始挺喜欢那种感觉。我喜欢在夜间做一点私人研究。我喜欢一边在网上和人聊天一边打字,不觉寂寞,又互不干涉,想理谁就理谁,不想理就不开口好了……后来,发展到基本上每天都是必须先服安定,然后猛喝咖啡,才觉得清醒。——这对身体是极大的摧残。所以我决定,写这样东西的这样的鸟事以后不能再干了。
一天,有朋友和我开玩笑,说,你已经成为作家、文人了,并且说民间有曰:文人无行、文人无耻……
这弄得我有点凄凉,我回oicq说:现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沦落为“文人”了。
这很令我悲哀,又无可奈何。在这点上,我抗争不过命运。
“无行”,我肯定有过,以后也将还会再有。
这,由不得我。
我又不是神仙,也不做不了圣人。
只有要求自己不“无耻”了。
只好这样了。
起码还是个人吧……
现在好了,终于要写完了,我得赶快到山里转转,去去浊气。
想到马上就可以去山里,我有点亢奋。想起大山,我总想起更桑,我的那个藏族好兄弟。
没有他,我不能想象事情会怎样,当时我还能不能完好无缺的走出大峡谷。
这两年中,我们通过几个电话——虽然更桑汉语仍然很糟我藏语也还是说不了几句。记得有一次,他从遥远的西藏林芝打电话挂念我是否回到湖北家中一切可好?……我满腹话儿泪涌眼眶急了半天两人却只是扎西德勒完了就再说不清什么了……我们还通过几封信。他还在到处打工,居无定所,还在以谋生的方式四处游历。——最后一封信,他大概没有找到人翻译,纯藏文,我一点也看不懂。
唯一使我欣慰的是,我们仍保持着彼此的信任,我知道我们还会见面。
我想,再和更桑相聚,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仍然是要请他大吃一顿。林芝分别的那次,实在也没怎么好好吃。
我总会想起我们最后在林芝分手的那一幕:那时候,刚刚走出大峡谷我们的身心都疲惫到了极点。那天是早上6点的车,4点钟听见有车响,更桑就一骨碌怕起来下到院子里去看。他怕我睡过了,误车。他知道我误不起车也不能误车。这一夜,他都没怎么睡。
更桑送我上车,依依惜别,我们很自然地行了个藏式贴面礼。
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在闪动。
车开了,我的泪流了出来。
这是我在那一年唯一的一次流泪。
现在每当回过头来看照片里的更桑,我总很内疚又很感动。想起大峡谷的一切,总温馨得让人鼻子发紧。
这样的东西总让我感动。不幸的是,这种感动,我总是在那些偏远的地方遇到的更多一些。回到城市,这些东西要么难以遇到,要么短命的令人心悸。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唉!又罗嗦了,打住。就此结束吧。
(六)
这本书能够完成,首先应该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宝东先生,没有他的极度耐心和鼓励,这本书不知道还要拖到什么时候。我本是个懒散的人,再加上“失语症”,本书的交稿比预定时间整整晚了一年。
本来,“雅漂”尚未结束,我人还在拉萨,就与朋友约好弄一本书的。一回家,就急急忙忙买了电脑,打算大干一场出出心中的恶气,却是一坐下来想起“雅漂”就犯晕、惶惑、恶心、愤怒、失落、激动、热血沸腾……就是怎么也写不出来几个字。我疑心是打字慢,影响思维,改回来用笔和纸,还是不行。——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很恐怖的感觉,是那种“失语症”的典型症状。——尽管我越来越认识到,不写出这些,我无法投入地去作别的事情,但总是一拖再拖。
本书能够完成,还有赖于我的队友和许多朋友以及我的家人的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默默作了许多繁杂的工作。
因本人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最后,要说明的是,对本书所述事实和观点,作者负完全责任。
2001/3/15
引用链接:
雅鲁藏布漂流网
我们的失语症
(一)
一年多以后,在飞往昆明的班机上,我总还恍然觉得这不过是在重复往日的一次旅行。
我一直疑心这是虎年“雅漂”在西藏冲撞的神灵仍然还在和我开玩笑。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从空中进入云南。凭窗俯瞰,脑海一片茫然却又似塞满了东西,片片渐渐远去的苍茫山脉和细线般的河流总是勾起太多伤感或幸福的回忆。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对自己生活在回忆里深怀恐惧但无能为力。
田野、村庄、集市、人流依次出现在我的视野,空中客车降落在巫家坝机场,我才强迫自己回到现实。
依我有限的游历经验来看,除了西藏,最好玩的就是云南了。云南我排在其次,所以这几年是一有缝就往西藏钻。 古人云:物极必反……那次艰苦卓绝横穿西藏漂流雅鲁藏布江,在世界第一大峡谷快走断了腿,终于看了两处新“发现”的,被叫嚷是要改写地理教科书的“世纪地理大发现”的雅江干流大瀑布以后,回到城市,我就患了“失语症”。
那是一段恐怖的日子,浮躁、茫然、无所适从之类的种种难言滋味笼罩着我,还有一种莫名其妙地寒冷时不时会突然从骨头里浸遍全身,冷到双臂发抖,让我怀疑是不是真的在大峡谷中了门巴人的那神秘的“换命之毒”……在城市的喧嚣纷杂中,我前所未有地感到仿佛置身黑洞般无边无际没有着落,而时光却在匆匆飞逝。那些日子糟透了,整个人萎靡不振,颓废不堪,很多以前认为不得了的东西崩溃了,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一些朋友……也没有了金钱,大半年只写了一篇只有我们自己人能看的《反思雅漂》……这种不知所措让我恼火到了甚至自己都很瞧不起自己的地步,但没办法,它就象一团阴云,压在我的心头……总归耐不住寂寞,流窜到成都,摄影家罗浩嘲笑我效率低下:“你小子是画不出画了写文章,写不出文章了拍照片,拍不出照片了写诗,我看你现在已经是诗人啦!再这样下去你小子就要成哲学家啦,一年写几百个字就行啦!……”罗浩这厮以字数多少来划分艺文品种。——对此我有点麻木,不打算戒烟也不打算戒酒,心说老子怎样老子自己知道。我们都满腹话儿却不知从何说起,也懒得说给不相干的人听,不会明白的。罗浩你小子喝点酒不也说有时真的想自杀,打算改行拍纪录片了吗?黎文这小子给自己杂志完稿顶缸后感觉不也是终于吐出几只苍蝇,同样懒的动笔吗?……所幸,我们都还没有丧失幽默。
这时候我已经号称要自由撰稿养活自己,从西藏回来就弄了电脑,但一“坐家”,对着破电脑总还是继续做网民,整天昏天黑地在网上逛来逛去聊来聊去忙到后半夜,夜深人静人去楼空却每每发现工作效率低到还是在写“诗”,弄得酒钱都成问题,恨不得杀了自己。
罗浩这厮还有下文:诗也写不出来怎么办?那就只有当哲学家了。我知道这厮话中有话。一年多了,我一直托辞在“思考”。
其实,不光我,这“失语症”几乎成了我们“雅漂队”全体的通病。
这一年,我分别去过重庆、广州、云南、成都找过雅漂队友喝酒(雅漂队在西藏穷得差点抗断了我的酒瘾,和兄弟们一直没能好好痛饮是我的“雅漂”十大遗憾之一),我欣慰地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患有我的这种“都市失语症”,心中才去了一些块垒。——我们“雅漂队”的几个所谓文人,回来以后都没怎么写几个字……现在,即使我们这些“雅漂”旧友自己聚在一起,也很难得再提起雅鲁藏布江。
别的朋友要问起来,也只是说:挺好玩的,好耍,有点刺激,风光挺美的……
为什么懒得说?
很久的事情了?即使对于我们自己,也很遥远了……
说了谁会相信。我们不想、也不指望让谁理解。理解又怎样不理解又怎样。
不亲历那些你就根本无法体会更谈不上理解。
不会明白的。也没所谓的。
我自己问自己:如果重来一次会怎样?
还会去吗?
还 能 坚 持 下 来 吗?
能不能再坚持下来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去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可以预知还是那么艰苦的状况,我肯定不会去的。
我不是自虐狂。我不愿意自讨苦吃,不愿意自己找罪受。
然而,当时,在雅鲁藏布江上,一切就那么发生了,一切就那么来到了,就只有承受并走过去,别无选择。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是男人。
艰难困苦就是那么一步一步发生的,层层递进,我们也就是那么一步一步挺过来的。我们是男人,我们别无选择,一切,其实就那么简单。
事实上,每当酒酣时,我们也总会谈起我们自己的雅漂,也总是非常热烈。也只有这种时候才会谈起——我越来越明白那只能是我们的故事。那只有我们能够体味的一切,只属于我们自己。那种极端别人是很难进入的。那将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柔软也最坚硬的东西,足够咀嚼一生。那也是我们内心最易碎的一块水晶。我们对此其实都非常珍惜。我们不容其蒙上哪怕一丁点灰尘。我们宁愿把它尘封起来。对于我们来讲,那东西无可替代。
那样的东西也只能存在于雅鲁藏布江,也只能发生在那时的我们身上。回到城市,我们又回复成城市的我们,只不过内心多了这既柔软又坚硬的一团。仅此而已。
(二)
真是时光如电啊,一转眼到了公元二00一年,已经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新世纪了。
年初,《深圳周刊》要做个“200期新闻人物大回访”,因为该刊1998年97期的“雅漂报道”是我做的,来电还要由我回访,我当时整理的文字如下: 一转眼,梦幻般的“雅漂”已经过去两年了。一帮兄弟们都很平和地回到日常生活,继续做着原来的事情,基本都没有什么变化。当然,也还有一点“雅漂”后遗症:一些人结了婚,一些人下了岗失了业,一些人如我等彻底做了自由人……媒体陆陆续续有了一些报道,公众知道了在世纪末的青藏高原上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但“媒体的雅漂”和“我们的雅漂”总是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总是有些莫名其妙的“敏感”东西在作怪。另一方面,媒体更需要的是传奇故事、稀奇探险满足来读者的需要。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为,雅漂更是一个精神事件。
两年间,两本关于“雅漂”的书或者因为出版社或者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没有出版。拍摄的电视资料,也在开漂整整两年以后才真正进入编辑……这之中我们自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似乎集体患了“失语症”……我自己渐渐认识到:“雅漂”能使做了多年记者的我“失语”,是因为它不同于此前我所经历的徒步长江、徒步汉江、神农架找“野人”、雅砻江考察等等以及种种其他名目的野外活动:先是由“官办”到“民间”,“组委会”莫名其妙消失,再是商人中途撤退雪上加霜,终于到了大峡谷,原本以为是同志的“国家队”又使一些高山仰止的东西瞬间崩溃……现在,我基本想通了,我觉得没有必要掩饰自己:作为记者,我视“雅漂”为一个奇迹;做为队员,我为我们自己感动和自豪。
雅漂能漂下来,是创造了奇迹还是民族性的一种必然?我不知道。
奇迹我看到并经历了:先“官办”后“民间”,结果是这支探险队的物质条件之差在世界探险史上可能也绝无仅有。阴差阳错还是时运不济?荒唐无比又似乎必然。为什么会这样?这些现在我还没想透就没什么好说的。另一面,这种物质条件下的探险使我认识到了人的无限潜能和探险的必要。同时,使我称奇也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界最高大河上,兄弟们能团结的如同一人,能够义无返顾地坚持到底。这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的坚韧,使我对我们中华民族充满信心。使我深信,假如还有再次抗日,我们还是打不跨的。虽然还是会有汉奸,虽然别人还是可以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我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这种“雅漂”精神,这种在我们大家融合在一起时显现的“集体荣誉感”,是最值得我们自豪和深深感动的。
平静下来的我们看到,我们的雅漂,我们伟大祖国很多象雅鲁藏布江那样的地方现在能热起来,归根结底首先应该说是因为国力强胜了,国力强胜目前当然应该归功于搞活经济……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商业化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另一面也带来了精神饥渴,青藏高原在某种意义上鬼使神差有了点“精神家园”的味道,就很自然的热起来了……商业想炒作雅漂,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方式中却炒作出了种种纯精神的东西,这有点戏剧性。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商业化的操作使雅漂人为地“悲壮”,但这不是商业化本身的罪过。
从我们有点“悲壮”的雅漂中,我乐观地看到:中国人的探险会更快更成熟的发展。这两年的众多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人的好奇心是永存的。探险精神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之一。正是这种精神,推动历史不断进步。同时,在问题的另一面,从上一个虎年的“长漂”到这个虎年的我们的“雅漂”以及又过去的这两年,中国探险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有多少?热闹了。商业进入了。不那么单纯了。但即使令人作呕的“作秀”也是好的。下一个虎年,也许会出现商业与探险良性结合的局面,能有一些真正顺气提劲的事。
我们希望,不管怎样,还是少一些“做秀”,别把探险也弄成“快乐大本营”……
事实基本就是这样,我们不是“疯子”也不是“英雄”,一群普普通通的好老百姓,还有点梦而已。
其实在城市里,有些人如鱼得水,有些人象我等这样的,往往还显得很低能。
…… ……
时光的伟大力量使象我这样偏激的人也越来越平和,但有时候心静下来回过头再看,总还是有一种仿佛置身梦中的感觉……1999年6月,我急急忙忙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到成都人民商场,在商场北大门门厅的“雅漂”《关注自然与生态》展览上与一帮队友相聚,卖了几天明信片。雅漂归来半年以后,那时尚有10多万的租车费等债务。这些明信片是还债的最大希望。6月,有世界环境日,和植树节一样,一年比一年热闹。对我们卖明信片很好。
我算外地队员中到的较晚的一个,广州《黄金时代》记者黎文早到两天,电台请去做节目,这厮忍不住在节目中对成都媒体半年前有关“雅漂”的冷漠与暧昧大放了一番厥词。他对我说:“本来已经回复平静,以为早抛开雅漂了,一来,看到照片,这不由自主的重又激动连自己也感到奇怪……”。这小子还腹诽:“雅漂传统没变,来了这几天,还是饥一顿饱一顿,感觉总在饿着……”我的体会也是深以为然。但我看出,这厮的非议不含抱怨。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我们“雅漂队”能够支撑下来,其中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和令人惊讶人体潜能表现都是值得研究的奇迹。……半年后在繁华物欲的大都市中,雅漂兄弟们仍能一如既往地团结和任劳任怨让我倍感温暖……2001年,黎文这小子又给我来信说:……唉,时光如电呀!看到文章里才依稀想起俺们的壮举,比忘掉个梦更容易。对了,你现在会做梦梦见雅漂吗?我是从来没有。老了老了,惨惨惨!!!……我回答说:“雅漂”弄得我烦死了,可是必须写完。我没有梦见过雅漂。我现在基本不做梦……当时,我和黎文、张涛是最后一批离开拉萨的队员。我们的钱到的晚,但还算比较舒服,飞回去的。
雅漂的结局很是有点凄凉。最后走出大峡谷时,资金窘迫到甚至付不起民工费,回内地是各自向亲友求援。一帮大老爷们再挤在大卡车的后厢里摇回去?违章,内地的警察也肯定不让。钱一到,便或汽车或飞机各自急急归家。队长杨勇等四人和我们同一天最后离开拉萨,他们从青藏公路开回那两台饱经风霜的后勤车。
走到格尔木,幺哥冯春一个月前在大峡谷的脚伤发作,膝盖以下肿得发黑。住了两天医院丝毫不见好转, “搞不好要截肢。”杨勇在电话中说。
我急了:“那不成瘸子了?!……”冯春是老长漂队员,以前我“徒步长江”时就结下过深情厚谊,喊了多年“幺哥”了。
接着便奇怪:当时没事,到拉萨都没事,怎么一个多月了却出事了?
那天晚上,我缩在杨勇办公室地板上的睡袋里抖动着独自哭了,睡不着,终于很不像话的出去弄了瓶白酒催眠……我和幺哥都喜欢喝酒。我想起快到派区那天,要上岸了,酒瘾也快抗断了,我俩忍不住花五元钱买了一瓶最便宜的白酒,打算好好对饮。一喝,却是假酒。每人还是灌了好几口才扔掉。
一切都是自找的。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后退。我们什么都能承受。可是,“幺哥”怎能没有腿?我难过而且很想不通:奇怪!“幺哥”腿伤后走出了无人区,走到墨脱,翻越了多雄拉,走出大峡谷,一直到拉萨都没事,怎么一个多月后却出事了?
队友警察李宏分析道:我们在高原就跟那些街头流浪汉一样,精神处于非正常状态,你看他们吃脏东西睡垃圾堆却不见生病。我们也一样,一样的道理,话糙理不糙。我们当时全凭一股精神。这一下来,稍一松懈,毛病就全出来了。这话有理,整个雅漂我视为奇迹之一的就是:每天两顿半饱的饭在那么高的海拔,那么恶劣的环境,竟能支撑那么强烈得体力消耗且无人病倒。这只能归结为精神得力量。人的潜能是无限的。除此我找不到答案。
雅漂总算是完成了,当时,有人赞美说:“雅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场悲剧的上演。可贵的是,悲剧往往诞生真英雄。在一片铜臭弥漫中,在欺骗与讹诈中,这批坚持下来的队员无愧于‘精神英雄’。一些平凡的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应有的素质:对理想的执著、对人格的珍视、对尊严的捍卫……这有些古典,在这个时代依然让人热血沸腾。”
也有人发问:雅漂似乎被媒体和公众忽略了,以至显得有些轻描淡写。是不是“英雄主义”再也激不起人们的激情与向往了呢?是不是一切一切崇高之举都会被视为表演,而遭到公众的冷遇?用什么样的视角,存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如雅漂一类的行为?这当中有太多的复杂与疑惑,行为和名义,初衷和结果,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也许当一件曾经被人们强加和附会了太多主题与意义的行为,一下变得无人喝彩,变得失去了“主题”与“意义”的时候,才是其本质意义开始显现的时候?
还有人评论说:商业炒作毁了雅漂。这是事实。 开始广受关注,被媒体称作“世纪末中国人最后的探险”, 因开始并不为队员知晓的商业背景,先“官办”后莫名其妙成了“民间”。开始轰轰烈烈,后来冷冷清清,雅漂队员从头至尾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世界最高大河,更多的却是与人斗争。闹剧一出出上演。这群由工人、教师、警察、记者、经理、科学家、摄影家、民间环保人士等各行各业大多素不相识的汉子们组成的队伍面对谣言,面对非议,能团结的犹如一个人,能苦苦撑了下来,是偶然还是必然?
在雅鲁藏布江上,我眼看着雅漂队长杨勇的鬓角不知不觉变白了,这甚至让我想起伍子胥。
当时,我在一篇稿子里有这样的文字:一切都梦一样的过去了,回到成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雅漂队”尚有19万多的租车等费用不知如何偿还……对此杨勇认为:虽然“雅漂”一直阴差阳错,这群汉子能坚持下来,是个奇迹。除了探险,“雅漂”更是阅尽人间丑恶,但另一面的人间真情让他感动,使他更爱我们的民族。平下心来看,雅漂现在的如此境遇,说不正常其实也正常,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探险必将与商业结缘。关键是别把好事办杂了,雅漂是一个失败但很丰富的范本,希望中国民间探险的成熟发展,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少走些弯路。
开始介入“雅漂”时,我要求自己以一个记者的眼光,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去面对一切,但我不久就发现这根本不可能。不光我,从形势明朗时起,雅漂队的记者、司机就和队员就没什么分别,当时的条件,也不可能有什么分别。当人的尊严面临挑战的时候,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别无选择。——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关键时候的“起义”,是司机张超率先向“组委会”发难,他完全忘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的将要面临的巨大经济难题。现在,张超是“雅漂队”最大的债主之一,我们还欠他数万元的租车费。
每当这种时候,空前的团结精神、感动我的人性光芒,总使我无法旁观……我希望这两年的“深思”能使我恢复旁观者的立场,但看来我做得还是很不够。
一个远在美国的陌生朋友对我说:不能体会漂流人的感受。相信会很自豪,也许会很沉重:面对死伤者。我猜想也许你在为其中的一些“插曲”气愤。我没有你们雄壮,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事,但有时也会气愤,不能容忍对自己珍视的东西的丝毫怠慢。然而,自己也曾轻视过别人的义举。思考也会累死,为了救自己一条无足轻重的小命,只告诉自己做了不能不做的事。不幸你是记者,思考是你的职业。
你觉得人能和雅鲁藏布江相比吗,从任何一方面?
我回email说:漂流的确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久久难忘,雅漂更是一个怪胎,除了与大自然更是与人的丑恶“交流”。一言难尽。这事最重要的是让我对人体的潜能感到惊讶。自豪谈不上,自信是增加了。
这样的事会上瘾。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去。
每条江都有自己的性格,雅鲁藏布江在我心中像一个孩子,有点调皮的那种……但这个孩子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笼罩着一种摸不透的神秘……没想好,再谈。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只见到了这条江的中上游,下游已经在印度了。长江就不同,我走过长江源头至重庆,重庆到上海断断续续都有印象,完全不同的性格。称得上母亲河。但就如现在的中国一样,满身疮痍……很累,脑袋里。思路理不清。信息太多,我的cpu处理不过来,发现了许多从前认为很不得了的东西都不过如此而已,有点失落,还有惰性。只有坚强的活着。如此而已……
是什么使我们难以忘怀?大概也就是这些吧。
(三)
那趟治好了我“失语症”的云南之行是我在网上莫名其妙中了个大奖。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可能是所谓否极泰来,我视为上天救我。这使我越来越有点宿命。之前,我基本上每天一边喝着我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边上的湖北竹山县农民自酿的苞谷酒,一边在网上瞎逛和人瞎聊,一弄就是一通宵。有一夜,我把网名由猛男无忌改为孤独老坏人、摩拳擦掌、穷凶极恶、爱谁谁谁吧我无所谓、笨笨笨最后又改回猛男无忌、二郎山杀手,才觉得舒服多了……那些日子,身体受到极度摧残,大脑却总是一片虚空,每天都辛苦到自己要心疼自己,却总归还是一片茫然。顺便说一句,网络这东西,你把握不好就相当于毒品……好在,那趟云南之行的山野气息,红土地上那片厚重山水使我神清气爽了,“顿悟”天地之间我能行走,就是幸福的。天地永壮我魂魄,日月永赐我信心。没必要悲叹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没必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该干嘛就好好干嘛,一切其实都很简单。真的就这么简单。
我想,我会象适应高原反应一样来重新适应这可恶的城市。
总记得那次在云南,去见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饶定齐副研究员,那个我在“雅漂”中“最崇拜的人”。这时,“科学家”西装革履让我很不习惯。与我在高原对他的印象实在相去甚远了。我只好从目光里找寻昔日队友的影子。——要知道,在雅漂后半截,我是把抚摸饶的胳膊称为十大快感之一的。饶的皮肤那时比他捉的蜥蜴要皮实、粗糙、有质感。
饶“科学家”那时象什么?民工。这可不是我说的。他被别人认作民工的事情在雅漂时发生过不止一次。
我面无表情地想: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这条世界最高大河上,我们惨兮兮的形象保持的时间太久了,难以磨灭。
有人描述我们是“蓬头垢面”,这个词是准确的……最后的时刻,我们困守拉萨等待亲友寄路费返家,为了少吃饭便少走动,几个人不约而同每天坐罗布林卡附近的图书馆看书。这时有了故事,有一天,队长杨勇和我们同去,院子里的一只狗竟冲着他狂吠不已。众所周知,拉萨的狗是全世界最善良的,图书馆院子里的狗以前从没见它对读者叫过,这天,大约是它也奇怪怎么这种形象的人也会跑到这种高雅地方来?这事后来成了我们的段子之一。
在大峡谷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最小的队员“小妖”万麟终于忍不住去捡了“国家队”丢下的牛肉干袋子去舔,成为“段子”。这孩子当着人不承认。后来,他私下对我说,实在是饿“疼”了……
我想起在拉萨我们要散伙那天,雪域电脑的老总很突然地要请大家吃饭,已经走了一些兄弟了,剩下的到了一家很豪华的饭店,吃火锅。杨勇给大家敬酒,说:这一路上,讲过很多次,要让大家好好吃一顿火锅,总是没有实现……今天借花献佛,算是了了心愿……杨勇平时滴酒不沾,这天,一杯白酒一饮而尽。——当时,摄像师不在摄像机在,我扛机器拍,推到特写,猛然看见杨勇这厮眼眶是湿的。杨勇是个感情极不外露的人,这天,要不是推到大特写,我也不会发现。
好了,不说这些了。
这些,想起来有点心酸,但很温暖。
这两年,我一直谋划着再去一趟雅鲁藏布江,再去看看大峡谷,却是总没能成行。
这两年,有一点也越来越肯定,雅鲁藏布江我们很多人都还要再去。那个我一路上诅咒过无数次的大峡谷之路,我们也还会再去走。
总结一下吧,不管怎样,我看到的事实是,“雅漂”已经深深影响着我们每个人这二年的生活,也许,这种影响以后也还将这样继续下去。
区别仅仅在于,时至今日,有些人回来了,有些人的三魂六魄还在雅鲁藏布江。
其实,回到城市,要面临的问题总比在高原要复杂得多。很多时候,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去愣神,就不由自主朝着一个方向去了。这也就好比我们漂流时船一进入激流,人其实没有多大力量,只能顺着流向前进了。
唯一能使我们这样的“恋高原症患者”轻松的就是重返高原。不仅我和我的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体会,很多内地人一旦有了高原经历,都会不由自主患上这种““恋高原症”,这已屡见不鲜。
对于我们这样的“重度恋高原症”患者来讲,很多时候,到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那样的地方才能治好诸如我“失语症”之类的怪毛病。
去年,我终于去了一趟甘孜,和一干红男绿女进行了一次“朝佛之旅”,又看见了高原的那种天。
返回的时候,却有了那一年我最烦躁的一天。
那天,再过折多山口时,依然没有一丝雪,这使我多少有点莫名的失落。
我想起多年以前第一次出康定从这里进入高原开始我梦想的生活,过这山口,那满目的冰清玉洁,那镶满水晶般冰花的经幡,就长久地驻留在我空虚的心灵,使我在静夜里也不觉得孤单……这次回来,离城市越来越近了,上了高速公路,夹杂在呼啸的钢铁怪物间,满耳轰鸣,孙宇先是嘟嘟囔囊后来就是反反复复地大声喧哗:“……又回到这可恶的地狱了……这个大垃圾桶……”接我们的二郎山混混罗浩安慰说:“没事的……这厮过不了两天,又会爱上成都的……这小子就这样。”
是啊,我们其实都这样,都是一群凡夫俗子。即使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所谓的“朝佛之旅”。
我悲哀的想到:我们的命运就是被这又恨又爱的的城市吞没……排泄……然后……消失……就是这样。我们其实谁又能离开城市?——我们从城里逃出来踏上这样的“朝佛之旅”是逃避还是寻找?寻找?又在寻找什么?逃避?又逃避什么呢?其实什么也没有?有吗?没有吗?没有吗??有吗??……想这些干什么呢?别想。还是不想的好。——这段经历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不同,也就仅仅在于留存在记忆里的时间长短而已。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吗?谁愿意胡说谁去胡说谁愿意夸张谁去夸张。我累了,不想说了,也不想想了。一切都还得这样那样地继续。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又是怎样吗?不能说了,再说就《大话西游》了,再说我的“失语症”又该发作了。没意思,赶快打住,呵呵。
从甘孜回到成都,“大运会”开幕式那天晚上,我为本书精心选的几百张照片丢了,并且丢的是二、三百张底片。
当时,我的朋友黄山火急火燎跑上来喊东西对了。我急忙出去看:确实真的丢了。
我有点木,找了一圈,又到派出所报案,想了想能作的还有死马当活马医给媒体的朋友打个电话发个寻找消息,作完这一切,我就有点发呆。
《地毯式搜索雅漂照片 雅漂队员用生命换回的照片和底片昨晚被盗》(2000年9月4日·成都商报)
本报今日凌晨零时消息(记者 刘瑶) 1998年全体雅漂队员用生命换来的200张像片和300张底片,昨晚全部被盗了!这可急坏了失主,从昨晚到今日凌晨他们在附近几条街展开地毯搜索,但仍没有结果。据雅漂队员《中国三峡工程报》记者税晓洁介绍,此次他来成都的目的就是来找当年的雅漂的队员,商量出书的事。昨晚九时,他和两个朋友来到人民南路四段回家路上酒吧,他们开的一辆枣红色昌河面包车停在附近。40分钟後,一个朋友突然发现,汽车右中门的车窗被撬开,里面的东西全部丢失,其中包括价值上万元的物品和一些重要的证件,但最让人揪心的是记录着1998年全体雅漂队员出生入死经历的300张珍贵底片和200张像片也被人一并拿走。税晓洁和朋友立即到玉林派出所报案。小偷会不会顺手将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扔了呢?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几人分头在附近的几条街的每个垃圾桶展开地毯式的搜索,但截至今晨零时记者发稿时仍然没有结果。据税晓洁介绍,这300多张底片是从一万多张雅漂底片中精选出来的精华,是二十多个雅漂队员花了半年时间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希望如有拾到着,请与手机13980677600,13628038889联系,或通过本报转交,失主承诺定有酬谢。
…… ……
我惊异我自己的平静,平静的有点木然。
丢照片是晚上9点多,我们一直在周围寻找到凌晨三点多,竟然找到了盗贼丢下的7张底片……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很平静。整个寻找过程中我甚至没有什么伤感。直到凌晨四点多,我回到借居的小屋,看到桌子上、沙发上一堆堆挑剩下的的底片和小样,才顿觉心如刀绞,欲哭无泪。真的想哭。
丢的那二、三百张底片是从一、二万张底片里挑出来的呀。
我电话里给我尊敬的攀枝花二滩建行行长陈连跃说起这件事。这个高人说:也许是天意吧……我的心理又有点平衡。
也许是冲撞什么神灵了吧。在忽晴忽雨急又是大雪冰雹的马泉湖,半个小时划船也划不到二十米的时候,我随口恶毒咒骂过神灵们……在饥寒交迫的大峡谷,我们在也许不该烧火地方胡乱烧火,在火中烧不该烧的东西……是因为这些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反正我知道对于未知的大自然和未知的神灵我已心存敬畏。
丢了就丢了吧。只好如此。
“雅漂”使我不那么严重地患得患失,我这样想,便想通了。
然而,总还是心痛。最难受的是,丢的那些底片中有我和更桑在雅鲁藏布大峡谷中的几乎全部合影。那天,我吧我和更桑的几乎所有合影都挑出来了……真的就那样丢了?就那样丢了?
不会的,真的万幸,我还在那几张捡回的底片里找到了一张我和更桑的合影。再整理底片,又找到几张。
我又庆幸了。知足吧。
阿Q就阿Q吧。“雅漂”使我成了这样的人。
…… ……
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心理阴暗,面如死灰,凡事比以前拖拉十倍,那次朝佛之旅以后也是很久没写一个字。
今天,我的朋友黎文给我来电话,先说帮我找了个工作,我听了听严词拒绝,咱虽然决定还要继续做记者但早已定下“只卖艺,不买身”的原则……聊着聊着我们觉得应该把我们漂流雅鲁藏布江时的录像资料做个《雅漂之大话西游版》,肯定逗极了。我们对自己的主意很得意。这事我们没准真做了,没准也就那么一说,很多事情由不得我们,我们早已都不是言行一致的人了。这厮最后说要给我多寄几本他们最近的杂志,因为这几期他们随杂志附送安全套,天!竟然已经这样了。这让我觉得开心极了。爬起来记下了这段文字不能再睡那么多觉了,不要再胡思乱想。起床,该干活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五)
我现在居住的湖北十堰,越来越象一个北方的城市了。与我在这里做记者那时候比,更象一个农贸市场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天气:今天这个春日,竟然满城灰暗,天空中布满来自远方的尘土和沙粒,整个一沙尘暴的感觉。——这在我看来,也许是我老了,眼睛灰了,也许真是大自然报复的脚步真的比想象中的还要快。
上街买报纸消食,报上说要把我们十堰建成绿色屏障,保卫武汉。呀!沙尘暴都到武汉了,竟然。
看来,我的感觉还不是偏得很厉害。
很难看到了,明净的天,清朗的阳光,绿绿的碧草……在这城市里都很难看到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印象里,这些,更北的我的故乡陕西似乎更多一些。然而,这是不合逻辑的,南方的山应该更绿才是。谁知道。——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心理越来越晦暗了吧。人的童年总是更纯净一些。
明净的天,清朗的阳光,绿绿的碧草……这在高原总是随时能够见到,这大约也是“恋高原症”的病因吧。——突然想到。
本来,我计划在这本书的最后说说“是非”、讲点“铁肩担道义”之类的豪言壮语,发发牢骚的,比如我可以原谅浅薄、无知,甚至可以容忍侮辱但我无法原谅不诚实……之类,但是,写到这里,我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我承认,我还是有“失语症”,似乎还是有好多话但又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这,大家应该早看出来了,那么,就说一件似乎不相干的有趣事情吧。
最近看一本书,解开了我长久的一个疑惑:
1958年大跃进,全国大放卫星,放到一亩地能产240万斤粮食。
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其秘书李锐。李锐问道:你怎么会相信那些“高产卫星”?——是啊,毛主席出身农家,怎么竟然会相信?——毛泽东说:我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后才相信的。
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
的文章说:“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两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既然权威科学家都论证了能够有那么多的产量,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基层乡村干部胆子就更大了……很快,出现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进而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
中国科学院党组将这个课题作为紧急任务,交给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大连石油研究所、北京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以及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去完成。这些研究所立即抽调大批科研人员,很快拿出了粮食转化为化工原料的方法。
有点滑稽吧?时至今日,我们中国面对的仍然是粮食少了怎么办的问题。
…… ……
在这里说这个,也许会有人说我别有用心。那就算别有用心吧。我不想解释什么。我只能说我的确很惊奇。1958年离现在并不遥远,但是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仍是那么地吃惊!……老实说,我对这些不存在什么看法,甚至都不愿意仔细去想。我这一代人常被人称做是没有信仰、尴尬的一代,既不背负历史的沉重又没有“新人类”的洒脱。这话有没有道理,我也懒地去管。对此,我们无言。我们不想讨论这些。
不过,老实说,我们真的没有背负沉重的心理需求,也还真的适应不了“新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那么,就老实一点吧,
我们在乎什么呢?
没想好。不知道。别问我。
好了,关于我们的“雅漂”,该说的不该说的,在这本书前面的章节我都说了。不用再罗嗦什么了。
这本书基本上是在夜间完成的。所谓“你的夜晚我的白天”。我开始挺喜欢那种感觉。我喜欢在夜间做一点私人研究。我喜欢一边在网上和人聊天一边打字,不觉寂寞,又互不干涉,想理谁就理谁,不想理就不开口好了……后来,发展到基本上每天都是必须先服安定,然后猛喝咖啡,才觉得清醒。——这对身体是极大的摧残。所以我决定,写这样东西的这样的鸟事以后不能再干了。
一天,有朋友和我开玩笑,说,你已经成为作家、文人了,并且说民间有曰:文人无行、文人无耻……
这弄得我有点凄凉,我回oicq说:现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沦落为“文人”了。
这很令我悲哀,又无可奈何。在这点上,我抗争不过命运。
“无行”,我肯定有过,以后也将还会再有。
这,由不得我。
我又不是神仙,也不做不了圣人。
只有要求自己不“无耻”了。
只好这样了。
起码还是个人吧……
现在好了,终于要写完了,我得赶快到山里转转,去去浊气。
想到马上就可以去山里,我有点亢奋。想起大山,我总想起更桑,我的那个藏族好兄弟。
没有他,我不能想象事情会怎样,当时我还能不能完好无缺的走出大峡谷。
这两年中,我们通过几个电话——虽然更桑汉语仍然很糟我藏语也还是说不了几句。记得有一次,他从遥远的西藏林芝打电话挂念我是否回到湖北家中一切可好?……我满腹话儿泪涌眼眶急了半天两人却只是扎西德勒完了就再说不清什么了……我们还通过几封信。他还在到处打工,居无定所,还在以谋生的方式四处游历。——最后一封信,他大概没有找到人翻译,纯藏文,我一点也看不懂。
唯一使我欣慰的是,我们仍保持着彼此的信任,我知道我们还会见面。
我想,再和更桑相聚,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仍然是要请他大吃一顿。林芝分别的那次,实在也没怎么好好吃。
我总会想起我们最后在林芝分手的那一幕:那时候,刚刚走出大峡谷我们的身心都疲惫到了极点。那天是早上6点的车,4点钟听见有车响,更桑就一骨碌怕起来下到院子里去看。他怕我睡过了,误车。他知道我误不起车也不能误车。这一夜,他都没怎么睡。
更桑送我上车,依依惜别,我们很自然地行了个藏式贴面礼。
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在闪动。
车开了,我的泪流了出来。
这是我在那一年唯一的一次流泪。
现在每当回过头来看照片里的更桑,我总很内疚又很感动。想起大峡谷的一切,总温馨得让人鼻子发紧。
这样的东西总让我感动。不幸的是,这种感动,我总是在那些偏远的地方遇到的更多一些。回到城市,这些东西要么难以遇到,要么短命的令人心悸。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唉!又罗嗦了,打住。就此结束吧。
(六)
这本书能够完成,首先应该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宝东先生,没有他的极度耐心和鼓励,这本书不知道还要拖到什么时候。我本是个懒散的人,再加上“失语症”,本书的交稿比预定时间整整晚了一年。
本来,“雅漂”尚未结束,我人还在拉萨,就与朋友约好弄一本书的。一回家,就急急忙忙买了电脑,打算大干一场出出心中的恶气,却是一坐下来想起“雅漂”就犯晕、惶惑、恶心、愤怒、失落、激动、热血沸腾……就是怎么也写不出来几个字。我疑心是打字慢,影响思维,改回来用笔和纸,还是不行。——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很恐怖的感觉,是那种“失语症”的典型症状。——尽管我越来越认识到,不写出这些,我无法投入地去作别的事情,但总是一拖再拖。
本书能够完成,还有赖于我的队友和许多朋友以及我的家人的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默默作了许多繁杂的工作。
因本人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最后,要说明的是,对本书所述事实和观点,作者负完全责任。
2001/3/15
引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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